邵根才拥有一套同一地区12个不同年代的购粮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热天防止饭馊的办法,这样的字眼在1980年的粮本上才消失。粮本上有详细的粮食定量,体力劳动者最高,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平均下来有45斤粮食,而脑力劳动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学生还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1976年,上海的爱民食品厂并入了冠生园食品厂,大白兔奶糖由原来的日产1吨变成了日产4吨,这种糖果自从1972年问世以来就很受欢迎,被作为礼品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圆听罐装的大白兔图案还作为美国当年的复活节吉祥物。那时候的著名糖果还有上海奶糖和结涟、百花奶糖,6颗上海奶糖可以冲成一杯牛奶,号称当时营养最丰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表厂也在疯狂扩大生产,不管出厂什么样的手表都不愁没销路。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生产速度,上海不少工厂把从前的办公室、生活房全部改为厂房,上海手表厂厂房没法扩大,就搭建了54个阁楼来生产手表,1976年年产500万只,“上海轻工业志”总结:涸泽而渔的市场行为使上海手表行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呈现疲软,80年代全行业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表还是一票难求的结婚必需品,手表厂的机器声在那个年代也彻夜轰鸣,只停止了几天,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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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1976年,上海的爱民食品厂并入了冠生园食品厂,大白兔奶糖由原来的日产1吨变成了日产4吨,这种糖果自从1972年问世以来就很受欢迎,被作为礼品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圆听罐装的大白兔图案还作为美国当年的复活节吉祥物。那时候的著名糖果还有上海奶糖和结涟、百花奶糖,6颗上海奶糖可以冲成一杯牛奶,号称当时营养最丰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表厂也在疯狂扩大生产,不管出厂什么样的手表都不愁没销路。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生产速度,上海不少工厂把从前的办公室、生活房全部改为厂房,上海手表厂厂房没法扩大,就搭建了54个阁楼来生产手表,1976年年产500万只,“上海轻工业志”总结:涸泽而渔的市场行为使上海手表行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呈现疲软,80年代全行业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表还是一票难求的结婚必需品,手表厂的机器声在那个年代也彻夜轰鸣,只停止了几天,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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