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张开双臂拥抱生活 我与诗人曾卓的几次见面

我和曾卓第一次见面，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我想到南京、上海找适当的工作。有人介绍我去找曾卓。我到南京找到曾卓，在一起主要谈诗。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请我吃炸豆腐，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我们一起玩了两天。

    20世纪70年代末，曾卓在一个夏天来到北京。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大声地讲话，听你说话时很专注，谈话时也很专注，握手很有劲，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仍留下了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写得相当地艰涩。然而我们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二十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因此，一年之后，选编二十人诗集《白色花》时，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们，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重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个去看路翎。邹荻帆去世时，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他不是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他要亲自来，说明他很重感情。

    我编诗歌期刊，给他写信，请他写诗，他给我写了。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也有他一本。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没有留底稿。

    曾卓的诗写得美，人也这样。曾卓生活上很随便，精力充沛，身体很好。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起在海南海口开会，他还专门爬楼给我看，他一边爬一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牛汉，你看我的身体！”他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我那时给他画了像，后来发表了。他的那张画像我一分钟就完成了，画出了他的神态。那个时候他很瘦，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

    曾卓2002年去世。他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他的遗言写得好。他夫人将这句话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卡片上还有曾卓的一首诗，以及曾卓的签名。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对爱人、对诗都很钟情，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

    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结尾是两句诗:“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文/牛汉  摘《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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