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史海回眸: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2)

编辑:秋痕 来源:北京日报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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