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史海回眸: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5)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回复一封电报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伍连德却在焦灼中，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当他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没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对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一笔带过：

    “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

    寥寥数语，当时北京城的乱象已一览无余。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各国使节人人自危。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能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吗？他们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对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没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东三省防疫的成功。

    防疫专家毙命俄国医院，哈尔滨全城震惊。清政府下令：封城！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但此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又颁布捕鼠令，云：照得本京地方预防鼠疫传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区署，每活鼠给铜圆二枚，死鼠给铜圆一枚。并传知各区均立簿册填列收确数，按日报厅。”在汉口，“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二枚”。在天津，“刻已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凡捕得老鼠送交该局者，每头给予铜子一枚，以期根株尽绝”。东北三省更把奖金提高至“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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