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史海回眸: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引发的历史涟漪(10)

 “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 
    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 
    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 
    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 
    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 
    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 
    三、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资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3个人，一个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邓小平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是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 
    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 
    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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