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文学的萧克,决定走上革命道路却是因为报家仇。萧克的大哥性格刚烈,因此得罪了当地大地主萧仁秋,为家里带来祸事。1922年,地方官兵先后4次来萧家敲诈勒索,家中财物被劫掠一空,萧克也无法继续上学了。次年春,由于萧仁秋的陷害,萧克的大哥被团防局抓走,当天就被杀害。兄长死于非命,致使喜爱文学的萧克产生学武报仇的念头。
1926年2月,萧克辞别家乡,远赴广州考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正式走上军事道路。毕业后的萧克于次年3月辗转来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十一军是由四军一部扩编的,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被分配到七十一团三连当政治指导员,终于实现他的愿望,成为“铁军”一员。北伐途经河南汝南时,萧克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实战。虽然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但他毫不害怕,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从书本上学到的军事知识终于有了实地演练的机会。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萧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7月上旬,萧克随部队从武昌乘船到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作为下级军官,萧克并不清楚此时国民党上层发生了变化,但也感到形势严峻。在离开九江前,叶挺来萧克所在团里训话,他要求部队要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叶挺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叶挺的发言,萧克记得很清楚,并很受鼓舞。后来,萧克才听说,此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7月下旬,萧克随部队到达南昌,部队进城后,驻扎在城南松柏巷靠近老城墙的地方休整。31日下午,萧克接到上级通知,要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侦察地形。晚饭后,萧克等人假装逛街,将附近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里已归附汪精卫的第六军五十七团敌营房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8月1日凌晨2点,起义爆发了。萧克所在二营任务是攻打匡庐中学的敌军。由于战斗前已将敌人情况摸清楚,起义军很快用火力将突围的敌人压得无法动弹,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部队,敌人只好又退回原地。天快亮时,一个营的敌人在操场上缴枪投降。
南昌起义后,萧克随部队转往广东,在广东揭阳汤坑和海陆丰地区,起义部队接连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损失惨重。殊死战斗了数天后,萧克的连队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还被打散了。无奈之下,萧克只好转移到湖南老家,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1928年1月,萧克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参加了湘南暴动。后率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先后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还亲身经历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会师。
1932年10月,年仅25岁却已身经百战的萧克调任湘赣红八军军长。次年6月,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不得已撤离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决定派出两支部队进行探路和引敌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按照中央军委指令,萧克率领由湘赣红十七师、十八师以及十六师合编而成的红六军团9758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退出湘赣根据地,踏上西征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之途。
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全靠找向导问路,可是向导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在旧州,红六军团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的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提出释放两个传教士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在教堂,萧克找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外文标注的贵州地图。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萧克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一直跟随六军团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
此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到了昆明,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了阻止红军两军团的会合,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
到达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先后截为4段。萧克意识到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如果不脱离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经过10多天的奋战,在石阡至镇远敌人的封锁线上,红六军团击溃了敌巡逻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在当地一位老猎户的引导下,部队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
这时,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南北两面敌军首先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有红军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才使部队绝大部分在午夜通过深谷。亲自站在谷口指挥部队行动的萧克又命令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
就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80余天,转战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兵力已锐减到不足4000人。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二、六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坚持了1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蒋介石“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应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5日,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后,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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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萧克辞别家乡,远赴广州考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正式走上军事道路。毕业后的萧克于次年3月辗转来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十一军是由四军一部扩编的,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被分配到七十一团三连当政治指导员,终于实现他的愿望,成为“铁军”一员。北伐途经河南汝南时,萧克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实战。虽然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但他毫不害怕,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从书本上学到的军事知识终于有了实地演练的机会。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萧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7月上旬,萧克随部队从武昌乘船到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作为下级军官,萧克并不清楚此时国民党上层发生了变化,但也感到形势严峻。在离开九江前,叶挺来萧克所在团里训话,他要求部队要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叶挺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叶挺的发言,萧克记得很清楚,并很受鼓舞。后来,萧克才听说,此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7月下旬,萧克随部队到达南昌,部队进城后,驻扎在城南松柏巷靠近老城墙的地方休整。31日下午,萧克接到上级通知,要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侦察地形。晚饭后,萧克等人假装逛街,将附近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里已归附汪精卫的第六军五十七团敌营房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8月1日凌晨2点,起义爆发了。萧克所在二营任务是攻打匡庐中学的敌军。由于战斗前已将敌人情况摸清楚,起义军很快用火力将突围的敌人压得无法动弹,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部队,敌人只好又退回原地。天快亮时,一个营的敌人在操场上缴枪投降。
南昌起义后,萧克随部队转往广东,在广东揭阳汤坑和海陆丰地区,起义部队接连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损失惨重。殊死战斗了数天后,萧克的连队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还被打散了。无奈之下,萧克只好转移到湖南老家,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1928年1月,萧克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参加了湘南暴动。后率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先后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还亲身经历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会师。
1932年10月,年仅25岁却已身经百战的萧克调任湘赣红八军军长。次年6月,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不得已撤离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决定派出两支部队进行探路和引敌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按照中央军委指令,萧克率领由湘赣红十七师、十八师以及十六师合编而成的红六军团9758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退出湘赣根据地,踏上西征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之途。
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全靠找向导问路,可是向导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在旧州,红六军团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的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提出释放两个传教士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在教堂,萧克找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外文标注的贵州地图。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萧克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一直跟随六军团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
此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到了昆明,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了阻止红军两军团的会合,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
到达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先后截为4段。萧克意识到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如果不脱离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经过10多天的奋战,在石阡至镇远敌人的封锁线上,红六军团击溃了敌巡逻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在当地一位老猎户的引导下,部队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
这时,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南北两面敌军首先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有红军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才使部队绝大部分在午夜通过深谷。亲自站在谷口指挥部队行动的萧克又命令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
就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80余天,转战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兵力已锐减到不足4000人。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二、六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坚持了1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蒋介石“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应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5日,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后,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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