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野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做适当让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过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不久,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
对于北上这一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建议。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可就在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
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中央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国焘、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陈昌浩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的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关键字: 内容标签:长征,开国,元帅,抉择,路上,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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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过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不久,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
对于北上这一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建议。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可就在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
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中央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国焘、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陈昌浩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的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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