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文化浩劫“国史”多风云 周恩来亲点带头人（2）

起死回生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

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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