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1961年毛泽东决定大兴调查研究的由来(2)

12月30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1959年10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最后，讨论196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由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毛泽东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800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3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对1870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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