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明史》并没有明确记载上疏的时间,只是放在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这一段话里。如果就凭此来断言是万历二十八年的上疏,那许多人未必信服。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上疏时间的记载,还有最好能找到这个奏疏的全文。
关于奏疏的全文,我们可以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卷四百四十四中找倒,题目是《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奏疏的时间可以在《明神宗实录》中找到,在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工部都给事中王德完以帑藏空疏陈节省六事……”
接下来,疑问就来了。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相隔一年还多,就算他是提前一年多做的预算,这预算多少,与最后实际花费如何,能等同么?能当成一回事情么?回答显然是不能!更何况这1200万的数字相对于明代财政收入来说本身就离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围绕着皇子册封(主要是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文官集团和万历之间纠缠了很长时间的斗争这个背景,对这个1200万的数字是什么性质就很清楚了。当时万历不想立皇长子为太子,而文官则拼命催促他举行册封仪式。万历找出种种理由来推脱,到最后实在推脱不过去了,这才在册封仪式的花费上做文章,开出天文数字一样的巨大花费,然后借口钱不够,物资准备不够,来搪塞文官的催促,尽量拖延时间。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断章取义,从当时册封前文官的奏疏里找到一个数字,如获至宝,当成是册封的真实花费,那就非常可笑了。
皇子册封究竟花了多少钱,还是查阅《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在《明神宗实录》卷364第6789页到6790页有这么一段话“上以册立册封合用册宝冠服等项钱粮未完,著另改日期。大学士沈一贯以原本原票封还御前,因上揭力言其不可,……上意乃定。工部等言内官监银作等局传造大礼钱粮计数十余万,万分紧急,刻日告成,欲于兵部()贮班军月粮银或太仆寺马价银挪借一十万。上命于太仆寺马价银暂借十五万。……按大礼钱粮金册金宝共用足色金十五两,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两,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两,则户部办送其他不可胜载也。丙子,上以册宝未有金两,该监尚未铸造,且典礼隆重至期权宜或可用册文宝文行礼,造完补赐可否,命阁臣还查奏来。大学士言礼有宝有文,册宝虽重,尚是仪文,造完补赐有何不可。奉旨册宝办造迟误,权用册文宝文恭候”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子册封典礼的花费是数十余万两银子,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与事实相差太远。
其实即便不去辛苦查阅《明神宗实录》,单纯就是从一些更普及的著作和史料记载的其他旁证也足够可以推断出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的错误。
比如《晚明史》上册第514页中说“神宗既然已经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便命太监估计出阁礼仪所需开支。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孙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阿附帝意,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帐单,总数不下数十万银子。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神宗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所需要经费问题,'若如该部科言其过费,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
“神宗的长子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出阁讲学已经十三岁了,……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后册立太子,又次年成婚,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如上面所说,如果出阁礼数十万银子,这已经是“瞠目结舌”,已经是“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那真如阎教授说的“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那是不是要让人把眼球瞠到眶外去了?而且这个册封典礼,还是属于“一切典礼俱从减杀”,如果不“减杀”,那是不是要上亿两白银了?这其中的不合情理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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