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涛在叙述当年第一眼见到这幅画的感觉时说:“令人振奋,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部分地方是一遍画完的,流畅洒脱,一气呵成。”国画大师徐悲鸿说:“董希文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得100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业内人士无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
1953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开国大典》中的主人翁对这幅作品持什么态度?审阅那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着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陈创作情况,并准备回答询问。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些忐忑不安。当毛泽东聚精会神地欣赏《开国大典》时,周扬把他引见给了毛泽东。在众多的美术作品中,毛泽东对《开国大典》情有独钟。他一边欣赏,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风靡全国。
受党内斗争影响《开国大典》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至右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建国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只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盟,采取地下游说、阴谋串联的方式,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急欲取而代之,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阴谋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在会议之后高岗仍坚持错误立场,企图以自杀对抗对他的帮助。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尽管心有不甘,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董希文还是违心地将站在最边上的高岗拿掉了。修改时董希文还打趣地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说:从画面上看,高岗的位置显得有些局促,删掉也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对当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绝大多数领导人颇有微词,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更是强烈反对。后来大家见反对无效,便退而求其次,由中共中央专门对婚后的江青搞了个“约法三章”:第一,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前,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林伯渠是“约法三章”的积极主张者,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而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而此时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
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 (高继民,《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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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开国大典》中的主人翁对这幅作品持什么态度?审阅那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着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陈创作情况,并准备回答询问。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些忐忑不安。当毛泽东聚精会神地欣赏《开国大典》时,周扬把他引见给了毛泽东。在众多的美术作品中,毛泽东对《开国大典》情有独钟。他一边欣赏,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风靡全国。
受党内斗争影响《开国大典》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至右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建国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只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盟,采取地下游说、阴谋串联的方式,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急欲取而代之,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阴谋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在会议之后高岗仍坚持错误立场,企图以自杀对抗对他的帮助。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尽管心有不甘,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董希文还是违心地将站在最边上的高岗拿掉了。修改时董希文还打趣地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说:从画面上看,高岗的位置显得有些局促,删掉也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对当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绝大多数领导人颇有微词,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更是强烈反对。后来大家见反对无效,便退而求其次,由中共中央专门对婚后的江青搞了个“约法三章”:第一,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前,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林伯渠是“约法三章”的积极主张者,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而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而此时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
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 (高继民,《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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