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大礼堂能把整个天安门城楼装进去,这样大的空间怎么消除压抑感?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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