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九五八·国庆那天

张芝
    
    1958年10月1日，对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一天，上海电视台正式成立，对外播出，从此结束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没有电视的日子。那时我正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由于正式的电视台主持人还没培养到位，电台领导临时派给我任务，叫我兼挑一下担子，于是我就幸运地成了上海电视台第一位非正式的主持人，上海电视台第一条新闻的播出者。
    
    以往每年国庆，照例要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并由电台转播。1958年国庆这一天，我就有了双重身份：上午做电台播音员，晚上做电视台播音员。
    
    早晨七点不到，我来到人民广场观礼台，与时任电台新闻部主任的高宇及电台记者蒋孙万会合，领到一本厚厚的供电台转播用的文字稿。转播是由我和陈醇站在主席台上进行的。转播到中午时分结束，我们回电台用了午餐，又立刻和编辑、记者们一起制作实况录音报道。下午三时许，我和陈醇匆匆赶到设在南京东路永安大楼的电视台，录制当晚电视用的新闻片。当时电视技术设备严重不足，无法进行电视直播，所以只能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来，以新闻片形式在电视台播放。
    
    我们挤在狭小的放映室里，对着屏幕上的画面对口型，配旁白。这对于习惯于坐在播音间里对着话筒播稿子的我，是个新的尝试，一时很难控制节奏，急得我一身冷汗。后来才慢慢适应，及时完成了任务。那一刻虽然紧张疲惫，心情却十分愉快，因为我又掌握了一项新本领。这时忽然有人喊：“田台长来了！”原来电台领导田志强同志来检查工作，随后又召集全体工作人员拍下了电视台成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历史性合影，我就坐在台长身边，心中好不得意。
    
    在以后一段日子里，我一直被借调到电视台工作，同时被借调的还有黄其，我和她每人轮流值一星期班。后来，正式的电视台主持人沈西艾来了，我们才又回到电台去干各自的老本行。说实话，离开电视台时并没有特别留恋的心情，因为当时的媒介仍以广播、报纸为主，电视是新生事物，并未受到太多的注意，不若今天，电视已成为全球媒介的中心。
    
    我所亲身经历的初创时期的电视，其原始简陋，是今天看惯了五光十色、绚丽缤纷的彩色电视的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所难以想象和接受的。首先，电视是黑白的，电视机多半是前苏联生产的电子管电视机，机体庞大笨重，性能较差，加之播出信号欠佳，屏幕图像经常扭曲变形，以致一位朋友的孩子禁不住指着屏幕问：“张芝阿姨的脸怎么忽长忽短，老是变来变去？”可就是这样的电视机，据说当时上海只有数百台，多半见诸于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所或机关单位，一般市民是无缘问津的。
    
    其次，当时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一套节目，每周播出三次，每次三小时左右。播出时，在五楼大演播厅角落靠墙的位置拉一条白被单，前面放一盆万年青之类的盆景，打开灯光，我就站在被单前“主持”。所谓主持，无非就是报几条新闻，然后介绍一下当天播出的节目而已。节目内容贫乏得可怜，常常是放一部电影或者播一场地方戏。后来技术有所提高，便直接拉线到剧场，转播当日演出的剧目，如音乐会、话剧等。最让我难受的是，剧场转播时我必须在台里干等数小时，就为了演出结束后预告一下次日播出的内容，说声“再见”，所以我有时就索性到剧场里坐在台下看演出，结束时就在后台和观众告别。此外电视台记者拍摄新闻片时，往往只能站在黄鱼车（脚踏运货车的沪语俗名）上操作。再有，拍新闻片用的16毫米摄影机也多数是从旧货店淘来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的。“白被单，黄鱼车，16毫米摄影机”，这就是初创时期上海电视台的真实写照。
    
    一转眼，50年过去了。今年春节，我有幸参加了上海电视台为纪念电视50年主办的特别节目。美轮美奂的演播厅使我眼界大开。老中青三代主持人50余人，济济一堂。年青一代的青春睿智，使我身上平添一股活力，而他们生动、流畅、清泉般喷涌的语言，更使我这个“老兵”自叹不如，心生羡慕。我想他们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视主持人，而我们这些主持人不过徒有其名罢了。记得我们当时有一条规则，叫做“不见字，不开口”，一切照本宣读，哪怕自己多加一个“的”字也不可以。这条规则紧紧地束缚了我们，使我们有口难开。这一点，今天这一代主持人恐怕是不会知道的吧。回想50年前技术人员站在黄鱼车上拍片的情景，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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