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鎛立刻拿起图纸找到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鎛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的确,在大会堂设计的前几轮,“总理要求做成圆形”是建筑师们中间流行的说法,也不光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冬日给张鎛出了个主意:一层观众席压缩每座0.9平方米的硬指标,再把其余的6000多个座位安排在三层挑台上。
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鎛也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大礼堂是圆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这种形状越往后座位越难排列,挑台的层数不能多,否则就太高太陡了。张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大礼堂平面施工图勉强做了出来,在这张图纸上,大礼堂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30度。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鎛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谁也想不到,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竟成了大礼堂的“救星”。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有见多识广的工人说,这条河道在广场东边公安部大楼施工的时候也出现过,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还特别做了两层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这个方法在大会堂却行不通,由于面积太大,工期又太紧,大会堂根本没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来支撑整个结构。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一千年后,摇摆不定的“无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张鎛向自己的领导诉说苦恼时,身为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告诉他,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竟然是误传。
总理做指示的时候沈勃就在当场,其实,周恩来的原话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并没有具体要求做成某种形状,“圆形”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至于张鎛硬着头皮做出来的方案,更被沈勃断然否决:“体育场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鎛不会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梁思成对大会堂"放大一倍"的设计思路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因为时间仓促,最终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也就是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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