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十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从选定大会堂设计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来就反复对建筑师们说:"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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