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戏称因为觉得他是资本家出身(喜欢玩乐),就他主管北京餐饮业与北海景山两个公园。之后乐松生还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送喜报。
多年后,曾有乐家后人在台湾开过店,但也不了了之。如今同仁堂的后人乐崇熙是国营同仁堂的顾问,偶然去开会给一百块车马费,此外再无瓜葛。
同仁堂在前门棋盘街的老宅子早已成为同仁堂药店,在那长大的乐崇熙偶尔会以游客的身份前去拍照怀念。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顺利转型。前门研究者袁家方的父亲袁子明,民国时在琉璃厂和西单都做书店买卖。英文一字不识,却卖外文书。只凭袁子明自己摸索的字母顺序记忆法,就懂得什么书好卖,生意渐渐做大。
公私合营开始后,老字号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情形很普遍,但公然反对的人却不多。袁子明却固执地顶头,他不停地给中央领导写信,不见回音警察却频频上门查抄。文革时,袁子明被带走了,几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被关在了长春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回来继续给领导写信,一直写到去世。
袁子明的书店后来与其他许多私营书店共同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如今前门随处仍可见中国书店,而袁子明只活在了袁家人的记忆中。袁家方小时在前门长大,如今,踏及前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叹息:“身上银两不多,也不敢来这‘高贵’的地儿了”。
如今,那里属于新的商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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