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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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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