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历史上抵制洋货的百年轮回(2)

编辑:汀滢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第三回合:当走兽长出双翼

在1905年这个年头,既有废科举和五大臣出洋考察这样划时代的举措,也有抵制美货这样的民间自发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差更能说明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吗?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一方面,是中国已经不再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以西方为榜样和老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实业救国口号的盛行,都显示出由走兽向飞禽转变的努力,毅然告别了回到封闭的幻想之后,曾经庞大的走兽于今成了破壳而出的菜鸟。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此起彼伏的对外部欺凌和羞辱的自发抵制和反抗。既是老师又是强盗,或许就是当时人对西方的看法吧。

从理性的角度,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融入全球体系,最终可以改变落后的面貌,给落后民族的所有人都带来更大的福祉。但是,落实到现实中,这一过程却注定充满艰辛、辛酸乃至屈辱。在列国竞争的舞台上,从来就没有温情可言,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上半页的这一段时间里,各式帝国主义呼啸来去,刚长出双翅的菜鸟中国,显得那么弱小,委屈挣扎于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之上,随时都面对来自他国的欺凌:

1905年,美国要求续订于1894年签署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

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东北;

所有这些来自外部的欺辱,都引发了民间自发的抗议,当弱小的民族国家政权无法有效抵御外来欺凌时,社会被迫做出了强烈反应,运用抵制这一工具,试图发出自己最后的怒吼。有若干研究表明,这种抵制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在当时落后的通讯、交通和教育条件下,抵制的风潮能够席卷全国,本身就显示出弱小民族的不甘与挣扎,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然而,初生的菜鸟必须在相互往还中锻炼成长,离不开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外部世界正常交往。可是,积弱的国情,不可讳言同样落后的民情,必然造成在这种正常交往中出现诸多的不和谐乃至争端;强者的骄傲,自居先进的高人一等,也随时会在正常交往中显露无遗。于是,以怎样的姿态与外部世界往来,对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始终是一个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多,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他人的视角,他者的视角下强化了民族认同。而另一方面,因长期的不平等而变得敏感的心灵,对来自他者的歧视与偏见,也更加难以接受。在高涨的民族认同和敏感的心灵的双重作用下,对部分甚至个体中国人的伤害,都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伤害;反过来,即使伤害仅仅来自特定的外国人,也可能会被看作是整个国家的过错。就这样,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万方多难的救亡之秋,一种合乎情境但未必理性的情绪,被深深植入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当中,任何的歧视和偏见都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和挑战,而招来极大的愤怒和还击;而还击的目标所指,也不仅仅局限于当事的外国人,而是指向了具体行为人所属的整个民族国家,并波及到所有带有这个民族国家符号的一切事物。

就这样,抵制某货这一行为从此混杂了两种可能,它既可能是针对国家行为,从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也可能是针对民间行为,而不能不说是一种过度的联想和放大,而不那么具有正当性。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伤害看似围绕公共场所的观念之争,但在当时,却不能不演变成一种全面的民族情绪。这种因长期屈辱而激发的民族情绪,敏感而不无极端。尽管我们必须理解甚至尊重这种情绪,但是,由于这种情绪往往过于轻易地将民间交往中的特定伤害与作为国家行为的侵略欺凌相联系,从而混淆了正当有益的相互交往与国家间侵略欺凌的界限,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这种思维因为长期的历史屈辱,尤其是因为侵略等国家行为而强化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当中,成为了朱学勤先生所言的某种“病灶”,一有条件,就会在随后的岁月里屡有发作。

第四回合:当走兽变为飞禽

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的最终建立,由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基本告成。由于历史的特殊缘由,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在共和国的前30年历史中,中国并没有选择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也出现问题之后,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依旧轰轰烈烈地展开,并最终于1971年回到了联合国。

但是,冷战对峙的现实,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对立隔绝,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动员,给中国人的国际思维增添了新的变量。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战后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被整合进了一套意识形态表述之中。“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不仅养育了对世界革命的狂热向往,并在文革这个极端的年代发作为火烧英国在中国代办处、以及在异国大打出手的狂热举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之下,对西方这个符号的否定,也意味对所有西方“没落腐朽”事物的全面拒绝和抵制。这种以符号为标志的全面抵制思维,就此连通上了上述所说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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