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毛泽东诗词的背后（2）

《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诗。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及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时说出了真相。伍修权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当时才17岁，见毛泽东高烧已发到40多度，吓坏了，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拼命地朝于都赶，180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当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这个病。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因此，他们就把毛泽东从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的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在“遵义会议”前夕起了关键性作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为女机要员题词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六十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几行诗句：“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就在这首诗的手迹广为流传时，有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却对这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它是江青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写就的赝品。 

    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门市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树庭。1964年，李树庭还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非常热爱书法，临摹过王羲之的行、草和楷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和孙过庭的草书等，并钻研书法理论知识，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 

    李树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泽东那运笔如风、刚健雄拔的字体，为寻求毛泽东手迹真品，李树庭变卖了家具，攒足路费，先后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广泛收集了国内正式出版或报上零星发表的毛泽东手迹300余件9个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诣、严谨治学，使李树庭对毛泽东手迹的研究成果甚丰，随便一幅毛泽东手迹，他都能说出写于何时何地，所用的是什么笔。更令人刮目的是，他还具备了对毛泽东手迹辨别真伪的能力。李树庭对“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手迹》版本中的行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赝品。他提出了如下几点质疑： 

    其一，这三幅墨迹同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他的行书走笔活力无穷，气度雄强峻快，笔势飘逸宏肆。而这三幅手迹的字与字、字与行之间无气势之联系，且点划呆滞，笔势迟涩，结构松散。 

    其二，从这三幅墨迹的章法、卷面来看，与毛泽东其他诗词墨迹有悖，三幅墨迹相当整洁，没有画圈删改之处，也不是背诵如流，一气呵成，挥写到底，而是显得拘泥，毫无毛泽东务近险绝的风态。 

    其三，从这三幅墨迹的题款形式来看，与毛泽东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的题款形式有异。毛泽东较为擅长长短句的写作，而对诗他则认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满意的。”因此，他发表的律诗手稿，没有一首是标明“七律”或“七绝”的。 

    其四，从这三幅墨迹收藏的地点来看，毛泽东的诗词是交由专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战乱时期，河南郑州图书馆作为地方图书馆，能收藏到毛泽东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树庭进一步考证，这三幅墨迹疑是江青所作。他认为，江青的手书接受了毛泽东的书体，这从江青195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发表的有关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迹中的偏旁、字体中可以看出，与那三幅墨迹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条件抄录毛泽东诗词的。 

    这一颇为大胆的质疑，引起了书学界的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对此提出了进一步佐证，1990年6月13日，佟老给李树庭的信中写道：“三幅墨迹，疑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泽东致‘创国同志’信，是江青代笔的也可作证。” 

    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就这样发现并鉴定了《毛泽东手迹》中的三幅伪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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