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抵制潮：
抵制的兴起与轮回
百年华洋冲突，抵制浪潮的起落，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与对抗。在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百年抵制浪潮的起起伏伏，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展。在一开始，抵制指向的是倒退回封闭自足的过去；到后来，抵制是对于外来压迫的反应，也夹杂着长期屈辱形成的敏感和偏激；再往后，抵制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受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路所支配；到与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第一回合：当走兽遇上飞禽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犹如从走兽转变为飞禽。1840年，传统的老大帝国遇上了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一败涂地。当时的飞禽，双翼的一边是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民族国家，一边则是全球市场体系下的开放贸易；而当时的走兽四条腿分别是：天下观念下的帝国及其朝贡体系、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普遍的自然经济、儒家道德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由走兽变为飞禽的漫漫长路，既要从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尚要融入到全球体系当中，这一艰难的任务，并没有立刻成为老大帝国的选择。由于西方和中国的距离遥远，军事威胁犹如暴雨狂风，有时而歇，一旦现实的危险消除，老大帝国又顽固地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
建立在普遍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官僚制大帝国，社会秩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儒家道德的运行，而不是法律对相关利益冲突的调整，“息讼”、“崇本抑末”等等措施的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等道德价值的张扬，在根本上都是为着减少利益冲突，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市场体系建立在个体利益的张扬和追求之上，并通过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冰之于火，难以并存。
即使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撞开国门，并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全球市场体系强加于中国，但在1840年和860年这两次战争期间，被大炮撞开门户的国度，并没有准备接纳外来事物，而抱有深深的警惕和拒绝。自上而下，天朝的人们依旧幻想着有一天外夷带来的噩梦会自行消失，至多只是边疆的一些些微干扰，古老的帝国还将在自身的逻辑下继续运转下去。
在当时租界里的英文报纸和使团官员的报告中，充斥着外国人已得其门，却依旧难以深入的抱怨。1846年第一次排外风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迫于条约压力，广州官员被迫允许英国人入城居住，但是，民意对此一边倒地反对，甚至，愤怒的怒火直指当事官员。面对愤怒的拳头和石块，广州知府仓皇逃窜，衙门也被一把火烧掉。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措不啻是在造反。反过来也就表明，当时的社会意识是何等地拒绝华夷杂处的前景。或许，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指的并不是坚船利炮所带来的强弱悬殊，而是走兽必须变为飞禽的痛苦转变。
抵制英人入住城内，其实是在捍卫传统社会的纯洁性，是一种试图维持传统方式的努力。不幸的是，飞禽既然已经飞临上空，它就将一直在此盘旋乃至栖止，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势必将所有非西方民族纳入进来。
第二回合：当走兽学习飞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失败， 真正开始了走兽学习飞行的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走兽开始向飞禽学习。但是，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学习相当肤浅和表面，并没有认识到飞禽的双翼——近代国家体制和市场体系——才是腾飞的关键，只看到了飞禽的尖喙利爪。官办几个制造局，引进几只舰队，训练若干新军，洋务运动只不过让走兽磨利了一点爪牙，却依旧在地上匍匐爬行。
甲午战争表明这种学习的无效，而日本的成功则昭示，非西方民族完全有可能学会飞行。一正一反的刺激提醒这一时代的社会精英阶层，传统社会形态不可延续，走兽必须转变飞禽，彻底的转型势在必行。这种思潮直接催生了维新变法这一试图激进地由走兽变为飞禽的努力。在短短的一百天内，如雪片般发下的诏令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其目标不再局限在器物层面：变革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以迈向民族国家；以市场的方式发展农、工、商业、兴办新教育，以全面吸收外部事物并最终融入全球体系。在这样的努力覆盖之下，丝毫没有抵制的存身之所。
激进的努力让保守势力惊恐万状，后者的反扑扼杀了维新变法。但是，保守势力可以集结起最后的力量扼杀新生力量，却不可能自己来完成这一转变，面对内外交困糜烂的局势，保守势力注定束手无策。于是，在社会上层中的求新求变势力被压制，而上层中的保守集团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义和团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以传统社会中最为边缘的资源为武器，而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1840年以来，外部的刺激和屈辱不仅通过一次次战败以及随后的赔偿强加给了社会的底层，外来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也在时刻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当社会上层不足以应事而使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底层生存本身的局限，对外部事务的知识空白，使得他们所亮出的旗帜，不能不是对外来势力最坚决的反对,和对所有外来事物的全面抵制。
义和团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濒临绝望的走兽最后的反抗。义和团的失败，标志着以回到过去的封闭自足为目标的抵制的结束。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全面的转变，并以此来应对飞禽的挑战。
关键字： 内容标签：洋货,抵制,中国历史上,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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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的兴起与轮回
百年华洋冲突，抵制浪潮的起落，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与对抗。在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百年抵制浪潮的起起伏伏，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展。在一开始，抵制指向的是倒退回封闭自足的过去；到后来，抵制是对于外来压迫的反应，也夹杂着长期屈辱形成的敏感和偏激；再往后，抵制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受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路所支配；到与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第一回合：当走兽遇上飞禽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犹如从走兽转变为飞禽。1840年，传统的老大帝国遇上了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一败涂地。当时的飞禽，双翼的一边是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民族国家，一边则是全球市场体系下的开放贸易；而当时的走兽四条腿分别是：天下观念下的帝国及其朝贡体系、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普遍的自然经济、儒家道德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由走兽变为飞禽的漫漫长路，既要从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尚要融入到全球体系当中，这一艰难的任务，并没有立刻成为老大帝国的选择。由于西方和中国的距离遥远，军事威胁犹如暴雨狂风，有时而歇，一旦现实的危险消除，老大帝国又顽固地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
建立在普遍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官僚制大帝国，社会秩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儒家道德的运行，而不是法律对相关利益冲突的调整，“息讼”、“崇本抑末”等等措施的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等道德价值的张扬，在根本上都是为着减少利益冲突，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市场体系建立在个体利益的张扬和追求之上，并通过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冰之于火，难以并存。
即使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撞开国门，并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全球市场体系强加于中国，但在1840年和860年这两次战争期间，被大炮撞开门户的国度，并没有准备接纳外来事物，而抱有深深的警惕和拒绝。自上而下，天朝的人们依旧幻想着有一天外夷带来的噩梦会自行消失，至多只是边疆的一些些微干扰，古老的帝国还将在自身的逻辑下继续运转下去。
在当时租界里的英文报纸和使团官员的报告中，充斥着外国人已得其门，却依旧难以深入的抱怨。1846年第一次排外风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迫于条约压力，广州官员被迫允许英国人入城居住，但是，民意对此一边倒地反对，甚至，愤怒的怒火直指当事官员。面对愤怒的拳头和石块，广州知府仓皇逃窜，衙门也被一把火烧掉。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措不啻是在造反。反过来也就表明，当时的社会意识是何等地拒绝华夷杂处的前景。或许，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指的并不是坚船利炮所带来的强弱悬殊，而是走兽必须变为飞禽的痛苦转变。
抵制英人入住城内，其实是在捍卫传统社会的纯洁性，是一种试图维持传统方式的努力。不幸的是，飞禽既然已经飞临上空，它就将一直在此盘旋乃至栖止，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势必将所有非西方民族纳入进来。
第二回合：当走兽学习飞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失败， 真正开始了走兽学习飞行的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走兽开始向飞禽学习。但是，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学习相当肤浅和表面，并没有认识到飞禽的双翼——近代国家体制和市场体系——才是腾飞的关键，只看到了飞禽的尖喙利爪。官办几个制造局，引进几只舰队，训练若干新军，洋务运动只不过让走兽磨利了一点爪牙，却依旧在地上匍匐爬行。
甲午战争表明这种学习的无效，而日本的成功则昭示，非西方民族完全有可能学会飞行。一正一反的刺激提醒这一时代的社会精英阶层，传统社会形态不可延续，走兽必须转变飞禽，彻底的转型势在必行。这种思潮直接催生了维新变法这一试图激进地由走兽变为飞禽的努力。在短短的一百天内，如雪片般发下的诏令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其目标不再局限在器物层面：变革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以迈向民族国家；以市场的方式发展农、工、商业、兴办新教育，以全面吸收外部事物并最终融入全球体系。在这样的努力覆盖之下，丝毫没有抵制的存身之所。
激进的努力让保守势力惊恐万状，后者的反扑扼杀了维新变法。但是，保守势力可以集结起最后的力量扼杀新生力量，却不可能自己来完成这一转变，面对内外交困糜烂的局势，保守势力注定束手无策。于是，在社会上层中的求新求变势力被压制，而上层中的保守集团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义和团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以传统社会中最为边缘的资源为武器，而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1840年以来，外部的刺激和屈辱不仅通过一次次战败以及随后的赔偿强加给了社会的底层，外来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也在时刻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当社会上层不足以应事而使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底层生存本身的局限，对外部事务的知识空白，使得他们所亮出的旗帜，不能不是对外来势力最坚决的反对,和对所有外来事物的全面抵制。
义和团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濒临绝望的走兽最后的反抗。义和团的失败，标志着以回到过去的封闭自足为目标的抵制的结束。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全面的转变，并以此来应对飞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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