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8日中午12点,高大的马歇尔将军和瘦弱的司徒雷登同行,从南京乘坐美国五星专机到达九江,换乘轿车,从十里铺飞机场到莲花洞,沿途一张张欢迎的笑脸,一面面高悬的美国星条旗。轿车有意慢行,六十六岁的马歇尔一捋灰白色的浓发,胸有成竹地对身旁司徒雷登说:“大使先生,中国人渴望和平,渴望我们为他们带来和平。”
“但和平总是有条件的。” 七十岁的司徒雷登由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全力推荐,7月11日刚刚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颇富哲理的回答,不由地令马歇尔侧脸对这位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和大学者定睛一笑。
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夫是美国南长老会派往中国第一代传教士,于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肯塔基中央学院毕业,执教四年,又进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1868年毕业后来到中国,五年后回国结婚,次年夫妻双双前往中国,定居杭州。两年后的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十一岁回美国读书,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二十岁时,获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二十三岁进入协和神学院,被长老会评议授予圣职,二十四岁结婚去上海。同年(1904年)底,被父母接到杭州。司徒雷登在杭州学会了中国话,包括杭州方言。三年后,被邀请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司徒雷登的讲课颇有特色深受好评。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来到南京,司徒雷登担任合众社记者,有幸经常见到他。司徒雷登常对人说:“我是1912年南京临时国会唯一在场的外国人。孙博士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谢绝了总统职务,原因是他久居国外……”临时政府北迁后,司徒雷登仍然回到金陵神学院教书,粤军陈铭枢和庐山举办半工半读乡村小学校的李一平,都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
1919年1月,司徒雷登奉命去北京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两所小神学院——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立志将燕京大学办得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一到北京,司徒雷登开始学习纯正的北京官话,将布道团的语言课程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提倡读《四书》和《好逑传》,努力同中国官员交朋友。陕西省当年督军陈树藩,燕京大学的校园就是他卖的地盘,还免除了三分之一的价款,都是司徒雷登善于交际的结果。司徒雷登与山东军阀韩复榘、东北张作霖父子都比较熟悉,自然与冯玉祥也有交往。
司徒雷登后来回忆:马歇尔车上忍不住问他,中国的传统对国共两党的战争观有什么影响?
司徒雷登坦然一笑,说:“这个问题太大,应该因人而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战和两派都能从中找到依据。譬如蒋介石是崇拜曾国藩的,儒家学说以九州为正统,曾国藩扶助清王朝。从这一点上说,重庆有舆论抨击蒋介石的指导战争的思想是复古倒退。”
马歇尔忍不住问道:“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司徒雷登摇摇头,说:“是《大公报》和一些小报。”
司徒雷登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使马歇尔感到放心和欣慰。他从另一个方面问道:“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将军的问题非常博大,我只能具体回答。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我最喜欢的是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孟子和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王阳明。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去不远,他在婚丧问题上要求人们办事从简的主张,几乎像现代人的观点了。荀子用字乖僻,他的著作很难读,比正统的儒家更儒家——而且更有逻辑性——荀子为自己的论点辩解说,既然人的本性并非天生下来就是善的,那么就得求助与适当的教育和整治。我在中国的阅历不但使我对中国文化更加敬佩,而且还铸造了我的性格。它使我做人更具有忍耐力,使我对基督教的社会和伦理价值更关心。我欣赏中国传统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欣赏它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即人既是社会单独的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应力求和睦相处。”
司徒雷登的解说使马歇尔的眼睛亮了起来,问:“你和毛泽东、蒋介石都接触过,你觉得他们谁真想和平?”
司徒雷登望着这个驰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颇具战略眼光的职业军人,虽然感到他的提问过于赤裸裸,还是认真回答:“我是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见到的毛泽东先生。1945年9月17日,蒋先生在重庆为毛泽东举办了一次外交招待会。我参加了。当毛泽东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主动走过来问候,并笑着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含笑表示十分了解这件事,希望他们为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请我和秘书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员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人中比较有威望,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思想很了解,也很有影响力。”
“蒋介石呢?”司徒雷登的客观回忆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
“蒋介石先生”,司徒雷登见蒋介石的时候就多了。最近一次是1946年4月底(注:司徒雷登回忆的具体时间可能有误,蒋介石夫妇5月3日从重庆飞南京)司徒雷登从美国回到上海,傅泾波敦促他在南京停留去拜见蒋介石。重归故都,蒋介石十分高兴。谈话中,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对时局的印象,司徒雷登回答,比从美国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还要坏。蒋介石有点吃惊,问有什么建议,司徒雷登思索片刻说,“我想把所有的看法归纳为一点,以便说到问题的根子上,那就是,你(蒋介石)应当以当初参加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时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热忱,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进行内部改革,以便把那些心怀不满、渴望找到一位深得信赖领袖的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有了这么一批自愿的宣传鼓动家,你就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正像抗日战争期间你无疑曾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一样。这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国民党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司徒雷登用平和的语言说出遗憾的事实,“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主张是一回事,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听到这里,马歇尔哈哈大笑。
司徒雷登还特别介绍了陈立夫:“陈立夫是陈氏二兄弟之一,其叔父是已故的革命方面的头面人物,曾先后支持过孙逸仙和蒋介石。这就使二陈和蒋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陈氏二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在个人关系上,这位领袖也就代替了他们已故的叔父。……陈氏兄弟俩本人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手法都是从俄国顾问那儿学来的。那些俄国顾问大约是在1923年来到广州的,他们按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
“点评”中,莲花洞到了。山上下来的大批人马和专用轿夫在殷勤相候。美国客人坐上轿子,于下午6点抵达小天池。马歇尔夫人和夏令营的青年都在那儿举着鲜花等候。一位女青年友好地向司徒雷登献上鲜花,美国大使高兴地说:“十年前燕京的孩子们为我过六十岁生日,也是这么鲜艳的花朵。”司徒雷登夫人艾琳1926年就去世了,他惟一的儿子被送往美国读书就业。他只身留在燕京做教授、校长,亲热地叫学生为燕京的孩子们。江西省政府王陵基领着当地职员和居民在街头组成了长长的欢迎队伍,牯岭正街马歇尔的巨幅照片成为新的标志。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分别被安排在13号官邸对面40号别墅(今河西路442号别墅)和河东路8号(今河东路175号别墅)。
饭后,马歇尔、司徒雷登散步至美军招待所(今庐山宾馆),据当年报载,沿途无处不洋溢着对美国人最高的礼遇和尊重。路人偶遇行人请求签字,美国将军和大使欣然应允,提笔而就。
7月19日上午10点,司徒雷登去官邸呈递国书,蒋介石夫妇早早等待,简单地例行公事后,热情地邀请美国大使同马歇尔夫妇一起游含鄱口。司徒雷登表示,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数次来庐山,那时他在金陵神学院教书。请他们自便,下午他再来拜会。这次见面,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感到就像老友重逢,亲切而自然。
当天下午4点半,司徒雷登再来官邸与蒋介石晤谈,诚恳地说,他要按双方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份来处理关系。
主宾两人笑声朗朗,言谈极为友好。一个小时后,司徒雷登辞行。
傍晚,司徒雷登在牯岭林荫散步,恰逢报社记者询问,国共战和问题。司徒雷登说:“中国目前困难并非外患,仅系国内人事问题。尚若国共双方,能设身处地互相谅解,各种困难,不难解决。”记者又问大使与蒋介石今天谈话情形。大使答曰:“我与主席,系六年前老友,故谈话时异常融洽而愉快也。” 司徒雷登撇开这场战争性质事关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与否的根本大计,各打五十大板,表面上维持了美国的中立立场, 实质用他批评蒋介石的话说,“是另外一回事”。
7月20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回访马歇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座。话题从东北布局,谈到河北张桓(今张家口),蒋介石一再表示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马歇尔推心置腹地谈到美国政府和杜鲁门在他临行前的嘱托。中午12点,司徒雷登离开牯岭,赴浔飞宁,马歇尔将军仍留在庐山。
(摘自《庐山旧事——民国名人寻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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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平总是有条件的。” 七十岁的司徒雷登由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全力推荐,7月11日刚刚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颇富哲理的回答,不由地令马歇尔侧脸对这位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和大学者定睛一笑。
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夫是美国南长老会派往中国第一代传教士,于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肯塔基中央学院毕业,执教四年,又进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1868年毕业后来到中国,五年后回国结婚,次年夫妻双双前往中国,定居杭州。两年后的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十一岁回美国读书,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二十岁时,获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二十三岁进入协和神学院,被长老会评议授予圣职,二十四岁结婚去上海。同年(1904年)底,被父母接到杭州。司徒雷登在杭州学会了中国话,包括杭州方言。三年后,被邀请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司徒雷登的讲课颇有特色深受好评。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来到南京,司徒雷登担任合众社记者,有幸经常见到他。司徒雷登常对人说:“我是1912年南京临时国会唯一在场的外国人。孙博士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谢绝了总统职务,原因是他久居国外……”临时政府北迁后,司徒雷登仍然回到金陵神学院教书,粤军陈铭枢和庐山举办半工半读乡村小学校的李一平,都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
1919年1月,司徒雷登奉命去北京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两所小神学院——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立志将燕京大学办得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一到北京,司徒雷登开始学习纯正的北京官话,将布道团的语言课程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提倡读《四书》和《好逑传》,努力同中国官员交朋友。陕西省当年督军陈树藩,燕京大学的校园就是他卖的地盘,还免除了三分之一的价款,都是司徒雷登善于交际的结果。司徒雷登与山东军阀韩复榘、东北张作霖父子都比较熟悉,自然与冯玉祥也有交往。
司徒雷登后来回忆:马歇尔车上忍不住问他,中国的传统对国共两党的战争观有什么影响?
司徒雷登坦然一笑,说:“这个问题太大,应该因人而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战和两派都能从中找到依据。譬如蒋介石是崇拜曾国藩的,儒家学说以九州为正统,曾国藩扶助清王朝。从这一点上说,重庆有舆论抨击蒋介石的指导战争的思想是复古倒退。”
马歇尔忍不住问道:“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司徒雷登摇摇头,说:“是《大公报》和一些小报。”
司徒雷登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使马歇尔感到放心和欣慰。他从另一个方面问道:“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将军的问题非常博大,我只能具体回答。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我最喜欢的是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孟子和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王阳明。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去不远,他在婚丧问题上要求人们办事从简的主张,几乎像现代人的观点了。荀子用字乖僻,他的著作很难读,比正统的儒家更儒家——而且更有逻辑性——荀子为自己的论点辩解说,既然人的本性并非天生下来就是善的,那么就得求助与适当的教育和整治。我在中国的阅历不但使我对中国文化更加敬佩,而且还铸造了我的性格。它使我做人更具有忍耐力,使我对基督教的社会和伦理价值更关心。我欣赏中国传统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欣赏它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即人既是社会单独的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应力求和睦相处。”
司徒雷登的解说使马歇尔的眼睛亮了起来,问:“你和毛泽东、蒋介石都接触过,你觉得他们谁真想和平?”
司徒雷登望着这个驰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颇具战略眼光的职业军人,虽然感到他的提问过于赤裸裸,还是认真回答:“我是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见到的毛泽东先生。1945年9月17日,蒋先生在重庆为毛泽东举办了一次外交招待会。我参加了。当毛泽东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主动走过来问候,并笑着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含笑表示十分了解这件事,希望他们为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请我和秘书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员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人中比较有威望,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思想很了解,也很有影响力。”
“蒋介石呢?”司徒雷登的客观回忆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
“蒋介石先生”,司徒雷登见蒋介石的时候就多了。最近一次是1946年4月底(注:司徒雷登回忆的具体时间可能有误,蒋介石夫妇5月3日从重庆飞南京)司徒雷登从美国回到上海,傅泾波敦促他在南京停留去拜见蒋介石。重归故都,蒋介石十分高兴。谈话中,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对时局的印象,司徒雷登回答,比从美国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还要坏。蒋介石有点吃惊,问有什么建议,司徒雷登思索片刻说,“我想把所有的看法归纳为一点,以便说到问题的根子上,那就是,你(蒋介石)应当以当初参加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时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热忱,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进行内部改革,以便把那些心怀不满、渴望找到一位深得信赖领袖的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有了这么一批自愿的宣传鼓动家,你就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正像抗日战争期间你无疑曾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一样。这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国民党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司徒雷登用平和的语言说出遗憾的事实,“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主张是一回事,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听到这里,马歇尔哈哈大笑。
司徒雷登还特别介绍了陈立夫:“陈立夫是陈氏二兄弟之一,其叔父是已故的革命方面的头面人物,曾先后支持过孙逸仙和蒋介石。这就使二陈和蒋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陈氏二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在个人关系上,这位领袖也就代替了他们已故的叔父。……陈氏兄弟俩本人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手法都是从俄国顾问那儿学来的。那些俄国顾问大约是在1923年来到广州的,他们按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
“点评”中,莲花洞到了。山上下来的大批人马和专用轿夫在殷勤相候。美国客人坐上轿子,于下午6点抵达小天池。马歇尔夫人和夏令营的青年都在那儿举着鲜花等候。一位女青年友好地向司徒雷登献上鲜花,美国大使高兴地说:“十年前燕京的孩子们为我过六十岁生日,也是这么鲜艳的花朵。”司徒雷登夫人艾琳1926年就去世了,他惟一的儿子被送往美国读书就业。他只身留在燕京做教授、校长,亲热地叫学生为燕京的孩子们。江西省政府王陵基领着当地职员和居民在街头组成了长长的欢迎队伍,牯岭正街马歇尔的巨幅照片成为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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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马歇尔、司徒雷登散步至美军招待所(今庐山宾馆),据当年报载,沿途无处不洋溢着对美国人最高的礼遇和尊重。路人偶遇行人请求签字,美国将军和大使欣然应允,提笔而就。
7月19日上午10点,司徒雷登去官邸呈递国书,蒋介石夫妇早早等待,简单地例行公事后,热情地邀请美国大使同马歇尔夫妇一起游含鄱口。司徒雷登表示,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数次来庐山,那时他在金陵神学院教书。请他们自便,下午他再来拜会。这次见面,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感到就像老友重逢,亲切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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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两人笑声朗朗,言谈极为友好。一个小时后,司徒雷登辞行。
傍晚,司徒雷登在牯岭林荫散步,恰逢报社记者询问,国共战和问题。司徒雷登说:“中国目前困难并非外患,仅系国内人事问题。尚若国共双方,能设身处地互相谅解,各种困难,不难解决。”记者又问大使与蒋介石今天谈话情形。大使答曰:“我与主席,系六年前老友,故谈话时异常融洽而愉快也。” 司徒雷登撇开这场战争性质事关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与否的根本大计,各打五十大板,表面上维持了美国的中立立场, 实质用他批评蒋介石的话说,“是另外一回事”。
7月20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回访马歇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座。话题从东北布局,谈到河北张桓(今张家口),蒋介石一再表示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马歇尔推心置腹地谈到美国政府和杜鲁门在他临行前的嘱托。中午12点,司徒雷登离开牯岭,赴浔飞宁,马歇尔将军仍留在庐山。
(摘自《庐山旧事——民国名人寻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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