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不死药为什么能在唐朝盛世时风靡一时?(4)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伦行为，他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活了50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21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在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均见《旧唐书》本传)。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840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
    
    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
    
    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
    
    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837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破败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还需要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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