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能玩转官场,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要会揣摩上级的心,要会算计同级的心,要会掌握下级的心,要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随机应变,八面玲珑,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倒大霉,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身败名裂,甚至性命不保。
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大臣叫高允,是一名中书侍郎兼著作郎。北魏国主拓拔焘让崔浩和他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并对他们说:“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因此,他们所写北魏祖先们的事迹都非常详细真实。后来,由于崔浩采纳了下属的建议,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交通要道上。按现在说法,就等于晒了一把北魏祖先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北魏国主大怒,崔浩被捕入狱。高允也危在旦夕。
高允曾教授太子拓拔晃经书,所以太子得知情况后,即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太子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走到宫门时,拓拔晃嘱咐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该做些什么。一旦皇上有什么问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一般人我想都明白怎么办了,可这时高允却说:“出了什么事吗?”太子只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他已大难临头了,还一点都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长不熟的“生瓜蛋子”吗?
太子拜见皇上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我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于是皇上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回答:“《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了一下《国记》的大刚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明明是太子在救他,为他减轻罪过,他却实话实说,把责任自己都揽了过去,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生瓜蛋子”吗?
闻听高允所言,皇上非常生气,说:“高允的罪比崔浩严重,怎么能让他不死呢?”太子也很着急,但继续想法保高允,说:“陛下盛怒之下的威严,把高允这么一个小臣吓得惊惶失措、失去理智而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他说都是崔浩一个人干的。”听了太子这么说,皇上质问高允:“真像太子说得那样吗?”按理说,只要高允顺水推舟,说一声“是”,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他不这样说,而是说:“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放我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你瞧瞧,他不仅没有按太子的话去说,而且把太子也出卖了,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场生瓜蛋子,永也长不熟。但是正因如此,他却被皇上拓拔焘赦免了,并且还褒扬了他。假如在现今的官场,高允这样的人还能吃得开吗?我想,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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