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蒋碧薇为爱与徐悲鸿私奔 世事难料情断天涯(5)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赴欧洲举办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达巴黎。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我们当天就去拜访李石曾先生，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经费预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5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 
    开完展览会，我们又匆匆动身到伦敦。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漂亮。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结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我们的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便写信邀我们到米兰举行展览。这次邀请，对国家、对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这幅名画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伦勃朗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从柏林启程再回意大利，因为苏联对外文化局已与我国驻苏使馆商洽好，邀请我们到苏联去举办画展。 
    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展览会在莫斯科博物馆正式揭幕，颇有一番盛况，接连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得极好的画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员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人员的陪伴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夫妇俩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帧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他在画上写道：“为纪念我们从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举行展览。1934年8月，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为我们这一次巡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 
    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大家都诧异地赞羡不已。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然后乘津浦路车到北平，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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