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亲历"四清"运动 "访贫问苦"遇尴尬(1)

 
    黑龙江省阿城县在“四清”中的一次对敌斗争大会现场一角（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四清”运动是1963至1965年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 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户口去的。

    1964年春节过后，我跟随由十局一名副局长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济南，在车站前宾馆稍事休息后，转车到津浦线泰安――兖州间姚村站下车（距离曲阜县城最近的火车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与共同编队的省公安厅的同志们汇合。当天,我们就进村住进了贫下中农家里，我所在的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有我和陈国栋两人，还有省公安厅一位张处长（经常不在，可能是半脱产或在别的生产队另有住处）。省公安厅副厅长（前后分别为薛锐和邱大江）蹲点也在这个大队。据说前一年，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曾在附近蹲点搞过“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运动是公安机关搞的，有点对口帮扶的意思。
    “访贫问苦”遭遇的尴尬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际上，地方给工作队员安排的住处，并非是村里的“贫农”，因为薛村真正的贫农，是腾不出单独的一间住处的。我的房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村里除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以外的第四号人物。“四清”的具体工作，是从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两个《十条》开始的。那时候开个会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饭后召集社员开会，天还大亮时就催促社员到大队部院子里开会。可是等上一两个小时，人也到不齐，出席率最多不过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下来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要求通过串联贫下中农，形成可靠的阶级基础，孤立富裕中农（我所在的薛村生产队没有地主）。可是，当地是孔子故里，依然保持传统的家族称谓习惯，按辈份称呼。薛村人几乎全姓孔，少数几家姓严。孔姓的庆、祥、繁、令、德，是当时聚集的五辈人。三五位富裕中农都是大辈份，小辈人见到时称爷道叔，上边要求小辈直叫他们的姓名。为此，工作队费了好大劲，收效却不大！
    忆苦思甜更是难以发动，我找了几位看上去较老的贫下中农（当时农村四五十岁的人已显得很苍老），请他们讲讲旧社会所受的苦。多数人都不愿意讲，个别的讲着讲着，就说起困难时期没饭吃饿死人的事。我遇到过两次这种诉苦，真是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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