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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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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