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独秀晚年凄风苦雨 灵柩运回故乡与夫人合葬（1）

陈独秀是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犯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 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此后，他历尽坎坷，辗转漂泊到了四川。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慨，却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四处辗转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onmouseover="fnPostToLog('陈独秀',1);fnDoShowDlg('陈独秀');" onmouseleave="" style="BORDER-BOTTOM: #ff6600 2px dotted" name="HL_TAG">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 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 ，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更是不屑一顾。
出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优等房间”的殷勤“招待”，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弄得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走下跳板，便嘱咐脚夫把行李暂置路旁，他抬眼张望起来。灼人的阳光，使得陈独秀头昏眼花。等着等着，一团火气不由从心底冒了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见鬼，仲纯怎么连个影子也不见？不是说好来接船么？”
“邓先生，他……”着一身半旧花缎旗袍的潘兰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圆脸上，已经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好在知道他的住址。”瞧着小他20多岁的妻子那副沮丧的模样，陈独秀不由松下拉长的脸，轻言安慰着潘兰珍。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永远流溢着真诚。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留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加过革命。
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
进到会客厅，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人，先是忙不迭地打洗脸水、让座、沏茶，然后急匆匆地跑去禀告邓太太。从护士口中，陈独秀方知邓仲纯“失约”系临时有急诊外出了，心中的一股火气一下子消了。想到总算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即将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聚，一丝笑意浮现在陈独秀的嘴角。
又过了好一阵，那位护士面带尴尬磨蹭着踱进屋，讷讷地告诉客人说：“哎呀！陈先生，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不会客？！”陈独秀一时愕然，睁大双眼，好半晌开不得腔。
“大姐，你没说，我们是邓先生邀、邀来的吗？”潘兰珍窘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不清楚。
“唉，邓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听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从头淋下。潘兰珍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邓太太一直是将陈独秀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下抛撒传单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楼的陈独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号通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成了军警捕获的又一个“猎物”。得知此事，受惊不小的邓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其神秘地住进邓仲纯家中。此事因邓仲纯一再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确保他俩的安全，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
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邓太太心一横，便赏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走。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转到铁青。
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母子之情，至真至诚，令人嘘唏不已。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从此以后，每每念及一时杳无音信的儿子，谢氏便暗自垂泪，眼睛便从此坏了下去。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一位旧礼教熏陶出来的妇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至关要紧的“大节要义”。所以，当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后，她便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硬叫松年夫妇陪着她，千里迢迢，从家乡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风霜，备尝艰辛。
关于尽孝道，陈独秀与前来奔丧的大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灵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仪式，俱不能免。而陈独秀认为不必拘泥于这些在自己看来纯属迷信活动的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履行一些丧仪，他说：“在生不肖者，即使读了十八章孝经，又有何益？”
陈独秀的话，惹恼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词的抢白之后，又经过仲纯等一些朋友的劝解、说服，陈独秀只好顺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件事可谓是陈独秀生活中的第一次违心之举，而以往的他则是说一不二、独行其是的家长作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谢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对于陈独秀的“不孝”之责备，其实也是气头上的话。她清楚地知道，在养母临终前很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亲自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在隆重进行的丧礼中，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焚烧着一大叠纸钱。有谁能知道他此刻极其复杂的心情呢？
移居石墙院
谢氏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人迁居到了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务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事与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可是，好景不长。7月的一天，为邓太太的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潘兰珍在卧室内整整饮泣了半天。待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系邓太太指责他们是“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言辞恳切的坚决请求，邓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
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邓仲纯帮助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乡村鹤山坪，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可那儿的孩子太多，整日闹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阴，院外视野也开阔，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房主人杨氏一家的众多媳妇热情、贤淑，将潘兰珍视为同胞姐妹一样。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因此，很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访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只得望而却步。不仅当天的《江津日报》和头两天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是由邓仲纯三五日或一周送来一次……消息的闭塞，真使陈独秀有隔世之感。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出了两间偏房给陈独秀夫妇做卧室和书房，但此屋上无天花板，脚下泥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然而，陈独秀的一手龙蛇飞动、鸾翔凤翥的好书法，即便是在这个偏乡僻壤，也常常引来好些请求题字的慕名者。
杨鲁承一个在成都就读中学的孙女，有一次回家请求题字留念，陈独秀欣然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氏孙女是听说过眼前这位先生的火暴脾气的，捧着题诗不禁脱口问道：“陈先生，你这‘性未移’是指脾气还没改吗？”陈独秀捋着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这是我的近作，最近我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我俩须发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我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不变。”
陈独秀的此情此志，即使是在残酷、险恶的囚窗牢笼里，也未改变。1932年在上海被捕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陈独秀大名求请题字，陈独秀饱蘸酽墨，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一片丹心的横幅。
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请求题字，陈独秀挥毫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遒劲大字，抒发了他自己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画家刘海粟来探监时，陈独秀书写了自己撰的一副对联相赠。其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其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对联真可谓字字见峭峻风骨，掷地作金石之声。
陈独秀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了。
烈日盛夏，陈独秀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桌边用以揩汗的一条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砭人肌骨，陈独秀浑身僵冷，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已提不稳笔。夜深了，潘兰珍也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无冬无夏地笔耕，莫非真如他自嘲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做妻子的也知道，唯有著述，方是丈夫排解寂寞和孤独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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