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坚决阻止冲击农业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粮食问题（2）

坚持不懈努力 扭转南粮北调
“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致力于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周恩来抓住这个关键问题，1966年新年刚过就开始抓北方的抗旱。他指示国务院召开北方抗旱会议，自己则去旱情最严重的河北省指导工作。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组组长。然而，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工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这一努力受到严重冲击。但周恩来并未放弃，继续亲自抓这项工作。经过兴修水利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这些省份的粮食产量明显增加，南粮北调的状况得以改变。正如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所说:“主席要我们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初步实现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自给有余。这是好事，这是一大转折。东北已经自给了，辽宁不够可以从黑龙江、吉林调剂。我们还要求东北调出一些，调进关内供应北京。南粮不北调，就是东北三省，加上晋、冀、鲁、豫、陕，再加上内蒙，九个省内部调剂的话，搞得好，七年可以完全自给。如果把长江以北都算北边，那就可以更早实现。”10月30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关于粮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提到，1967年度在征购计划完成的基础上，将会初步摆脱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并指出，“南粮北调局面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改变，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总理又亲自抓了几年，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得到了连年增产”。同时又强调，如“再紧紧抓上几年，把生产继续搞上去，只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可能做到北方地区不仅粮食自给，并且解决京、津两市的粮食需要”。 ［7］ 此后进一步加紧了兴修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工作。如河北省治理大清河工程，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的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 ［8］ 特别是大搞以打机井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全省水浇地面积达到4000多万亩，平均每人一亩。 ［9］ 陕西省1970年完成4万眼机井配套设备生产任务，投入使用后可灌溉约200万亩农田。 ［10］ 河南省建成红旗渠，使林县水浇地面积由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11］ 上述水利设施初步改善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抵御灾害的能力。
1970年，全国的动乱局势稍趋平稳，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重又开始抓改变南粮北调工作。8月25日至10月5日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讨论北方十省、市、区的农业生产问题，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以彻底改变南粮北调局面。会后发出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指出，要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状况。 ［12］ 会议实际上对包括改变南粮北调局面在内的整个粮食生产直至农业发展，都有重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改变南粮北调局面的具体工作一直在继续，如东北辽河治理成绩巨大，有力地控制了洪涝灾害，使农田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多万亩。 ［13］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进展。10年来对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等五大水系和骨干河道普遍进行治理，使海河下游形成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网，大中型水库达到80多座，小型水库15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271处。海河流域基本上实现每人一亩水浇地。 ［14］ 仅1972年10月到1973年3月底，北方14个省、市、区新打机井就有18.4万眼，完成配套11万眼。至此，北方投入灌溉的机井已超过百万眼，大大提高了抗旱能力。 ［15］ 这些水利设施为从根本上扭转南粮北调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74年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天津、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省市区都超额完成了本年度的粮食征购计划。 ［16］ 辽宁、山东等省还在197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 ［17］ 正是由于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改变南粮北调局面成绩斐然。 巧用外贸良策 实行“以出养进”
“文革”期间，批判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人们把从国外进口粮食当作一个禁区。1967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谈了不吃进口粮的问题。他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 ［7］（p.499） 然而客观现实是: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就得增加农民粮食负担和大大压缩社会各项用粮水平。这样做，势必影响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引起社会不安定，加剧经济生活的混乱，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但当时国家财政又有困难，过多地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对国民经济的全局也很不利，而且在当时政治影响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苦苦思索，提出粮食“以出养进” ① 的做法。10月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的小麦。 ［7］（p.499） 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据统计，1971～1976年进口粮食514.42亿斤（其中玉米67.4亿斤），按这几年进口粮食平均价格计算，需支出外汇32.22亿美元。出口粮食327.09亿斤，按这几年出口粮食的平均价格计算，换回外汇39.49亿美元。进出口粮食相抵，国内增加粮源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18］ 这种“以出养进”的决策，虽因挤出大米出口而使粮食品种供求有些小的矛盾，但在当时国家财力、物力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失为一笔利大于弊的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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