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揭密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机密军事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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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汇报》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招摇过市,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造反派武斗升级,由大刀、长矛发展到动用真枪、真炮。中央颁布命令:解放军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权自卫反击”。西安市造反派抢劫武器弹药库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采访中,当听胡炜将军说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向他下达过“可以开枪”的命令时,笔者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不仅仅是笔者,恐怕就连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来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词呢?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的onmouseover="fnPostToLog('历史',1);fnDoShowDlg('历史');" onmouseleave="" style="BORDER-BOTTOM: #ff6600 2px dotted" name="HL_TAG">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调查。
在“文化大革命” 中,全国各地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武斗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等,尚属冷兵器时期;二、武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此阶段,各地对立的武斗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都觉得原先那么打不过瘾,于是都想方设法去搞武器装备。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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