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明清“服妖”多 乞丐装成了王公贵族时尚装

中国冠服制度，在周代时就已逐步完善，历经数千年。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自己固定的为礼教所维护的服饰制度，严肃地约束着人们的装束，要求人们不可逾越。 

　　但是，哪里有约束哪里就有反抗和抵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风尚的变化，人们在服饰上开始求新求异起来。

　　这种求新求异的服装，古时称之为“服妖”。“服妖”是有悖于传统服饰发展的一种社会新风尚。时代性、流行性以及个性是“服妖”文化的内在特征。拿明清两代来举例，“服妖”似乎特别多，男人喜红装，王公贵族以穿乞丐装为时尚等等事情见怪不怪，层出不穷。

　　但也有见怪得泪流满面的。“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明朝一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在城中见到满街的生员秀才全用红丝束发，嘴涂红色脂膏，脸抹白粉，身穿红紫衣服，全身上下一片姹紫嫣红，甚至内衣外穿。看着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的男性艳丽动人，比女人还女人，官员心中万千感慨，忍不改宋诗一首，洒几把泪，忧几回国。

　　其实，官员有些庸人自忧了，“服妖”的出现，也有它特殊的原因，它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反叛，也是在凸显当时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服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是蕴藉着丰富的封建文化特征的。自明中叶后，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明神宗万历时期时，“富商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而且，“非数十万不称富”，富商巨贾们动不动就用白银数万计来洽谈生意，多的甚至用数十万两，商人也如王侯一般富裕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明朝的各大城市更加繁荣昌盛，人们已有充分的能力改善物质生活，在服饰上也有了新的追求，另有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的渐入人心，使得朱元璋在明初建立一套严厉的服饰制度受到了冲击。

　　洪武初，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是朱元璋大力抑制的对象，只能用绢和布，连绸和纱都没有资格使用。违反服饰禁例的话，就等着被充军被严惩吧。

    但统治者的一纸禁令，终禁不住人们蠢蠢欲动的爱美之心，和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求新求异赶时髦。而明代商业文化中最为活跃的反主流因素，就是服装的变化，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一再摇首叹息。 

　　明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因而，有民谣唱“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一时间，各种服饰争奇斗艳，“服妖”频现。

　　清朝时，却恰好相反，由求丽斗艳转向了“寒乞”，乞丐装开始成为时尚装，尤其是那些贵胄子弟，成了推动乞丐装的领头羊。

　　李孟符在《春冰室野乘》中载，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一名“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的少年，其侍从却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才知此人实为某王府的贝勒，那身乞丐装其实是用煤灰涂面装扮而成的“时世妆”。这种“时世妆”，在当时的京城可是时尚装，在王公贵族中广为流行。明清两代的“服妖”风格虽各异，但实质却殊途同归，皆因人们对服装的求新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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