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十几年，似乎没有哪个学生没议论过自己的老师的，但也很少有像民国时的学生那般大胆地公开大谈特谈自己的师长。也正是他们的大胆谈论，才给今人呈现了一幅幅更为亲切和真实的教授众生相，就拿民国教授们的乡音来说，在学生们的口中笔下，是那么地诙谐和生动形象，有如亲耳聆听。
刘文典：声音“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这是刘文典的清华老门生对他的精彩描写，还刊登在了1935年7月的《清华暑期周刊》上，名为《教授印象记·刘文典》。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他的合肥乡音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如饥鼠和类猿，估计是民国时宽松的师生氛围以及校风开明，给学生们壮了胆，因而有如此开放之评论和夸张之说，敢肆无忌惮地走笔戏墨自己的教授而全无忌讳。
章太炎：有其师必有其徒 师徒乡音皆重
章太炎的浙江口音浓重也是有名的，有人说章太炎演讲是个需要“国语重译”的人，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章太炎的学生汤炳正称：“我们听讲的学生，每听完一次讲，就三五成群，互对笔记，习以为常。因先生浙语方音极浓，我开始听讲，很感吃力，后来才习惯。”
1936年上海发行的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还有一则乃蒙所撰文章，语调相当刻毒地嘲讽了章太炎的乡音：“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
也许先生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乡音对学生听课造成了障碍，因而后来章太炎上课时，常由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弟子陪同，让江苏汀阴人刘半农来担任翻译，浙江吴兴人钱玄同为之写板书，祖籍浙江鄞县的马幼渔倒茶水。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时，据《申报》的报道，以太炎先生名气之大，听众开始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但后来却又回落到七八十，为何？他出身杭州第一师范的学生曹聚仁说得很具体，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对于国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
而且，章太炎不仅自己乡音浓重，他的弟子们乡音也甚是纯粹，比如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北大教授文字学时，他的浙江海盐地方口音很重，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的口里说来，学生们都听成“厌世思想”，听得满堂学生呆如木鸡。
《万象》杂志曾刊登过白化文先生一篇文章，白化文先生在追忆负笈北大的往事中，也有对老师们的乡音的描写，他谈到当代文学史讲师王昭琛先生山西口音重，同学把他的“向科学进军”误听成“向河水进军”！
汪曾祺也对自己的老师沈从文的湘西口音有过评说，汪曾祺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乡音有碍 以笔代口
乡音有碍，又不能像章太炎先生一样能拥有刘半农这样的弟子来任翻译，究竟怎么办才好呢？教授们自然各有自己的绝招，比如干脆在课堂上一言不发，以笔代口。
在老北大深受学生尊重和敬仰的陈介石先生就是这样，他教授“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中国通史”等课程时，他讲的温州土话，连浙江籍的学生也无法听懂。于是上课他干脆什么有不说，以笔代口。把讲稿发给大家后，只在讲台上奋笔疾书，不发一言。一堂课写下来，课堂所写也与讲稿各成一套。下课，扔粉笔就人便好。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惟有乡音最痴情啊，鬓毛虽疏落花白，但乡音终改不了，乡音也许是人一生中无法更改的符号之一吧，教授们改不了也是正常之事，实在不行，就学学陈介石先生以笔代口也未尝不可。
关键字： 内容标签：乡音,走笔,惟有,大师,学生,最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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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声音“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这是刘文典的清华老门生对他的精彩描写，还刊登在了1935年7月的《清华暑期周刊》上，名为《教授印象记·刘文典》。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他的合肥乡音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如饥鼠和类猿，估计是民国时宽松的师生氛围以及校风开明，给学生们壮了胆，因而有如此开放之评论和夸张之说，敢肆无忌惮地走笔戏墨自己的教授而全无忌讳。
章太炎：有其师必有其徒 师徒乡音皆重
章太炎的浙江口音浓重也是有名的，有人说章太炎演讲是个需要“国语重译”的人，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章太炎的学生汤炳正称：“我们听讲的学生，每听完一次讲，就三五成群，互对笔记，习以为常。因先生浙语方音极浓，我开始听讲，很感吃力，后来才习惯。”
1936年上海发行的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还有一则乃蒙所撰文章，语调相当刻毒地嘲讽了章太炎的乡音：“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
也许先生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乡音对学生听课造成了障碍，因而后来章太炎上课时，常由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弟子陪同，让江苏汀阴人刘半农来担任翻译，浙江吴兴人钱玄同为之写板书，祖籍浙江鄞县的马幼渔倒茶水。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时，据《申报》的报道，以太炎先生名气之大，听众开始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但后来却又回落到七八十，为何？他出身杭州第一师范的学生曹聚仁说得很具体，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对于国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
而且，章太炎不仅自己乡音浓重，他的弟子们乡音也甚是纯粹，比如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北大教授文字学时，他的浙江海盐地方口音很重，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的口里说来，学生们都听成“厌世思想”，听得满堂学生呆如木鸡。
《万象》杂志曾刊登过白化文先生一篇文章，白化文先生在追忆负笈北大的往事中，也有对老师们的乡音的描写，他谈到当代文学史讲师王昭琛先生山西口音重，同学把他的“向科学进军”误听成“向河水进军”！
汪曾祺也对自己的老师沈从文的湘西口音有过评说，汪曾祺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乡音有碍 以笔代口
乡音有碍，又不能像章太炎先生一样能拥有刘半农这样的弟子来任翻译，究竟怎么办才好呢？教授们自然各有自己的绝招，比如干脆在课堂上一言不发，以笔代口。
在老北大深受学生尊重和敬仰的陈介石先生就是这样，他教授“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中国通史”等课程时，他讲的温州土话，连浙江籍的学生也无法听懂。于是上课他干脆什么有不说，以笔代口。把讲稿发给大家后，只在讲台上奋笔疾书，不发一言。一堂课写下来，课堂所写也与讲稿各成一套。下课，扔粉笔就人便好。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惟有乡音最痴情啊，鬓毛虽疏落花白，但乡音终改不了，乡音也许是人一生中无法更改的符号之一吧，教授们改不了也是正常之事，实在不行，就学学陈介石先生以笔代口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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