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恩格斯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文革十年,爱情被“遗忘”。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知青为了生存而结婚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
据《小康》杂志刊文,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个人隐私成为“罪恶”铁证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这种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亲昵行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却会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大事,甚至会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那个年代,最能置人于死地的就是“作风问题”。且来看看《温故》刊载的一个“故事”。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
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
文革在上 人性湮灭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温故》还刊载了一个因一句玩笑毁掉一生的故事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
组织部门的人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任班长的档案里记录了他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现在的我们,面对心爱的人,终于可以大胆表达我们的爱意了。在情人节,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给爱人送一束花、一盒巧克力了。情到深处,我们也可以自自然然的“水到渠成”了。爱,永远是自己的事。如果有一天政治超越了人性,这个社会也就扭曲了。
关键字: 内容标签:情人节,文革,作风,取代,年代,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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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文革十年,爱情被“遗忘”。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知青为了生存而结婚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
据《小康》杂志刊文,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个人隐私成为“罪恶”铁证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这种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亲昵行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却会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大事,甚至会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那个年代,最能置人于死地的就是“作风问题”。且来看看《温故》刊载的一个“故事”。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
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
文革在上 人性湮灭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温故》还刊载了一个因一句玩笑毁掉一生的故事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
组织部门的人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任班长的档案里记录了他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现在的我们,面对心爱的人,终于可以大胆表达我们的爱意了。在情人节,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给爱人送一束花、一盒巧克力了。情到深处,我们也可以自自然然的“水到渠成”了。爱,永远是自己的事。如果有一天政治超越了人性,这个社会也就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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