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高罗佩认为，中国性技术的取向是男女平等的“双修”。
河南“镇平首富”强奸幼女“采阴补阳”的消息近日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大多数人看来“采阴补阳”不过是一种“邪术”。通俗小说与市井传闻，使“房中”成了一种被人唾弃的事物。
不过，假使从古代技术史的角度来观察，则可以看到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房中”是如何产生与流变的。
至少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文明压抑的外表之下仍然有各种多姿多彩的“亚文化”存在。被冠之以“房中术”的性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荷兰外交官高罗佩之前曾经读过有关印度、西亚地区的古代性学著作，在他广泛的中国游历中，房中术一开始被他与域外的那些单纯张扬男性气概而仅把女子作为工具的学说视为一类。但在细绎过度《素问》这一些早期的性学文献后，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中国性技术的取向是男女平等的“双修”。
可能属于战国至西汉早期黄老学派著作的《素问》，记载了素女与黄帝的对话，其中关于男女交合与长生久视的关系，基本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房中术的滥觞。在汉代，房中术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一门生活技术。在专门总结先秦初汉古书源流的《汉书·艺文志》中便有关于“房中”类书的条目，而在东汉大科学家兼诗人张衡的诗赋当中，也可以找到亲近房中秘书的记载。房中术成为一种保健技术，首先应该是源于古人对生殖的神秘感，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回到生命之初两性交合的本源，达到彻悟生命的效果；再者，强调有节制的性生活、注重性技巧，确实对于人体有一定的调整保和的作用。相比之下，古代的导引术以及华佗的五禽戏，很接近于现代的太极拳和广播体操，而古人竟一度为它蒙上神秘的色彩。房中术当然更是如此。
承继黄老学术而兴起的道教，进一步吸收改造了房中术，进而加以宗教仪式化，从此房中术神秘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经过葛兆光等学者的发掘，今保存在《道藏》之中的《黄庭过度仪》等道经，记录了当时道教徒的一种宗教成人仪式，此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在教众的指导上进行交合，从而完成从常人到教民种民的“过渡”。在早期道教当中，这种交合过渡的仪式曾经十分兴盛，以至在南北朝佛教和道教的斗争当中，常常被拿来当作攻讦道教为“外道”的口实。为此，受北魏皇帝信赖的国师道士寇谦之在改革道教仪规之时，就把男女合气的房中术作为重点开刀对象，清理出道教的门户。
但是在南朝道教的情况略有不同，房中术除却在民间继续流传以外，还经由葛洪、陶弘景一直到唐代的孙思邈这些道教导师兼医术高手的提纯，进一步被纳入到医学保健的范畴中来，他们的学说基本都被日本古代医师丹波康赖辑录到了《医心方》中。尽管如此，由于与封建儒教伦理存在着抵触，到了被葛兆光称为“屈服”时代的唐朝，房中术便从道教公开的教仪转为一种彻底的秘术。在宫廷之中，偶有道士会向皇帝进献“广嗣”之术，而在民间，房中术开始沦为一种性榨取的迷信，继而又催生出像采花贼“采阴补阳”之类的民间传说。
从公开地教授性爱的技巧，一直到屈从于统治者控制一切的封建伦理而转入秘密。“采阴补阳”迷信的流行，恰恰是由更为严格的性禁忌催生出来的。
关键字： 内容标签：演变,房中,堕落,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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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使从古代技术史的角度来观察，则可以看到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房中”是如何产生与流变的。
至少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文明压抑的外表之下仍然有各种多姿多彩的“亚文化”存在。被冠之以“房中术”的性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荷兰外交官高罗佩之前曾经读过有关印度、西亚地区的古代性学著作，在他广泛的中国游历中，房中术一开始被他与域外的那些单纯张扬男性气概而仅把女子作为工具的学说视为一类。但在细绎过度《素问》这一些早期的性学文献后，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中国性技术的取向是男女平等的“双修”。
可能属于战国至西汉早期黄老学派著作的《素问》，记载了素女与黄帝的对话，其中关于男女交合与长生久视的关系，基本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房中术的滥觞。在汉代，房中术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一门生活技术。在专门总结先秦初汉古书源流的《汉书·艺文志》中便有关于“房中”类书的条目，而在东汉大科学家兼诗人张衡的诗赋当中，也可以找到亲近房中秘书的记载。房中术成为一种保健技术，首先应该是源于古人对生殖的神秘感，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回到生命之初两性交合的本源，达到彻悟生命的效果；再者，强调有节制的性生活、注重性技巧，确实对于人体有一定的调整保和的作用。相比之下，古代的导引术以及华佗的五禽戏，很接近于现代的太极拳和广播体操，而古人竟一度为它蒙上神秘的色彩。房中术当然更是如此。
承继黄老学术而兴起的道教，进一步吸收改造了房中术，进而加以宗教仪式化，从此房中术神秘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经过葛兆光等学者的发掘，今保存在《道藏》之中的《黄庭过度仪》等道经，记录了当时道教徒的一种宗教成人仪式，此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在教众的指导上进行交合，从而完成从常人到教民种民的“过渡”。在早期道教当中，这种交合过渡的仪式曾经十分兴盛，以至在南北朝佛教和道教的斗争当中，常常被拿来当作攻讦道教为“外道”的口实。为此，受北魏皇帝信赖的国师道士寇谦之在改革道教仪规之时，就把男女合气的房中术作为重点开刀对象，清理出道教的门户。
但是在南朝道教的情况略有不同，房中术除却在民间继续流传以外，还经由葛洪、陶弘景一直到唐代的孙思邈这些道教导师兼医术高手的提纯，进一步被纳入到医学保健的范畴中来，他们的学说基本都被日本古代医师丹波康赖辑录到了《医心方》中。尽管如此，由于与封建儒教伦理存在着抵触，到了被葛兆光称为“屈服”时代的唐朝，房中术便从道教公开的教仪转为一种彻底的秘术。在宫廷之中，偶有道士会向皇帝进献“广嗣”之术，而在民间，房中术开始沦为一种性榨取的迷信，继而又催生出像采花贼“采阴补阳”之类的民间传说。
从公开地教授性爱的技巧，一直到屈从于统治者控制一切的封建伦理而转入秘密。“采阴补阳”迷信的流行，恰恰是由更为严格的性禁忌催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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