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个四十年代海归的延安情结

——纪念我的父亲余光生
离别了我的出生地延安半个多世纪后，来到了延安新闻纪念馆，仰望着父亲余光生的大幅相片，心中感慨万千，父亲的往事一幕幕涌现在眼前…… 
　　我的祖父余遂辛是我国早期的留日学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直至1969年去世。父亲原名余宰扬，1907年生于日本东京，5岁时随我祖父母回国，在老家浙江镇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离家赴上海求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只身乘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测量员、绘图员、货运员等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父亲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
　　父亲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关注着来自国内特别是延安的每一条消息。当得知延安抗日根据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奔赴延安。1939年12月，父亲对他的战友和妻子、美国共产党党员弗吉尼亚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必须回去了。”父亲忍痛惜别了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1940年春天到达了他久久向往的延安。
　　当时，充满了阳光和生机的延安深深地感染了我的父亲，他将自己的名字余宰扬改成了余光生。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并在美国大城市生活了11年的他，响应祖国的召唤，33岁那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新历程。
　　父亲回延安后担任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并兼管延安的华侨事务。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他先后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5月起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
　　父亲在延安，是解放日报社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他伴随着《解放日报》的诞生和成长。
　　《解放日报》当时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领导的军队的对敌斗争，反映边区的群众生活。毛主席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不仅领导了《解放日报》创刊，指导《解放日报》成长，还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的许多具体工作。
　　在《解放日报》成立之初，报纸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报道国际新闻上，过量刊登了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对国内的抗战情况和边区的群众生活报道很少，脱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际。针对这一情况，毛主席在1942年3月8日专门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报纸工作的症结所在。接着，毛主席又亲自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对《解放日报》的意见。社长秦邦宪非常重视党中央关于改造党报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的指示，认真地开展了自我批评，组织报社工作人员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作为副总编辑的父亲调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加强了国内新闻特别是边区军民抗日战争和建设大后方的报道，副刊的革命文艺栏目也紧密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编排，通俗易懂、催人奋进。报纸将当时党的两项重点工作——转变全党工作作风和生产运动，做了突出的报道，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好评。
　　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报社的日常工作又非常紧张，可是父亲的心情却是非常愉快的，他把报社的工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许多事情都亲自动手，工作不分昼夜。《解放日报》每天中午出版，延安许多同志家中都没有钟表，于是，每天凌晨4点半，父亲便手摇铜铃，在清凉山上沿着新华社宿舍的窑洞逐家叫喊：“上早班啦！上早班啦！”有些同志对他说：“光生同志，你天天熬夜，又要早起，睡觉太少了！”父亲回答说：“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少睡点觉算得了什么！”
　　父亲认为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对自己、对部下要求都很严格。一些和我父亲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对他的直率、开朗、活泼，甚至“稚气”，都深有印象。
　　上世纪80年代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穆青》系列片中，还特别提到与父亲有关的一件往事。穆青当时作为年轻记者，《解放日报》派他去采访一位正在延安作报告讲述苏联人民如何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名叫阿洛夫的苏联医生。他采访时一进会场，就被那种会场的气氛感染了，回来后一气呵成写成了稿子并立即送给当班编辑。随后，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父亲把他叫了去，问他：“你去听报告了吗？”
　　穆青说：“是的。”
　　“阿洛夫作报告了吗？”
　　“是的。”
　　“那么讲得精彩不精彩？”
　　“很精彩。”
　　“你看你这里怎么写的？你这里讲的是，从始至终响起掌声，如果是从始至终掌声不断，那么阿洛夫怎么作报告？人们怎么听报告？”
　　穆青回忆说：“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感到脸上发烧。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新闻生涯中，我再也不敢用那些哪怕是一点点夸张的词句了。”
　　毛主席经常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撰写或审改重要社论稿，亲自安排、指导《解放日报》 的许多具体工作，接见一些重要外国友人时有时会安排我父亲作翻译。此外，毛主席还让我父亲做他的兼职英语老师，父亲每周要去给毛主席讲授几次英语。因此，在延安期间我父亲与毛主席的接触见面机会是十分多的。父亲亲身经历了毛主席英明决策处理的许多重大问题，这使他深受教育并终生难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针对形势变化，毛主席和党中央立即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秦邦宪根据中央精神，在6月25日就为《解放日报》写了《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一文。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宣传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国际上一些兄弟党惊奇地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怎么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如此深刻的观察和正确的判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父亲是这次谈话的英文翻译。据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的回忆，此次谈话的第二天，我父亲便在报社的全体会议上传达了谈话的情况。父亲说：“毛主席的这个论断非常英明。”父亲还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此次谈话的一些具体细节。父亲说，毛主席的思路十分敏捷，智慧过人。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到了纸老虎，但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父亲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来代替，由于毛主席向父亲学习过“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而在译文中没有听到，于是，他在向我父亲问清情况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
　　父亲还对我提过一件使他难忘的小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主席接见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的会议代表并与大家合影。那次我父亲正好由于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耽搁而到晚了，看到与会代表已排好了照相的队伍，我父亲便站在远处不好意思再入列了，没想到毛主席一下子便发现了他。毛主席热情地向他招手，示意他过去照相，并诙谐地对大家说：“我的老师来了！我的老师来了！”顿时会场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代表们也纷纷跟我父亲开起玩笑来：“光生同志你可不简单啊，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却成了毛主席的老师啦！”
　　父亲有着难以释怀的延安情结，他经常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延安这块黄土地使他收获了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6年底，国民党在东北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东北战场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加强东北铁路运输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在美国学的是铁路运输专业，父亲于1947年2月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东北铁路局第二局长，协助吕正操局长工作。由此开始，父亲一直奋斗在我国的铁路运输战线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先后担任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运输司令部政治委员、铁道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岗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但父亲的延安情结没有变。
　　我的父母是1940年在父亲去延安女子大学作国际形势报告时相识的。母亲刘卓云是海南岛人，新加坡归侨，为了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他们1941年结婚，共生育了3个孩子，我是老大，1942年生于延安，两个弟弟均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起延安的生活趣事，他在当我母亲面开她的玩笑时不止一次地讲到，当时《解放日报》社的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上，办公室在最下面一排窑洞，而我们的家则是在办公室上面的一排窑洞。由于父亲工作很忙，不分昼夜，常常忘了吃饭，于是母亲经常是做好了饭就跑到窑洞外的山坡上对着坡下我父亲办公的窑洞喊他吃饭。每每提到这一情景，我父亲便哼唱起来：“一个小姑娘，站在山坡上，喊他的丈夫：‘羊！羊！羊！’”（父亲原名余宰扬，母亲称他“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的父亲不仅是生我育我的亲生父亲，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和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人生价值理念的播种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的直6型号直升机的无线仪表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性能测试的试飞工作。80年代在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任职期间，为了将我国铁路信号技术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我带领同志们一起在1986年创办了我国铁路系统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卡斯科（CASCO）信号有限公司；90年代调往中国联通工作后，1996年，我代表中国联通与合作单位一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网吧。2003年底，从过去的企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又开始追寻我年幼时父亲给我播下的哲学梦想，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业余的哲学普及工作者。
　　我偕妻子对着延安新闻纪念馆中父亲的相片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我深情地告知他，我将继续遵循他的教导，努力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尽力做好一个业余的哲学普及工作者，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本文作者：余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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