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间谍有正义 佐尔格保存南京大屠杀证据 （3）

营救牛兰夫妇行动 

　　三十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齐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随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而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共产党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两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十万美元。　

    营救牛兰夫妇暴露身份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了光”。佐尔格于1932年5月向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不久，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齐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齐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5日，拉姆齐小组来电：“拉姆齐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海参崴。”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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