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鸿章为何隐瞒疫情？

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去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发生拥挤惨案，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哪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某些有关官员隐瞒实情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雷颐在《历史的裂缝》一书中研究了晚清的灭亡原因后，做了上述的评论。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公民个人权利常遭忽视。
雷颐认为，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清王朝的被推翻说明了统治者对“社会整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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