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们：胡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胡乔木

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  
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主席的大秘书中，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乔木从主席秘书、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同时照顾主席、子龙、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一路上，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温暖，很融恰。
在双清别墅，初入中南海时，乔木和伯达、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
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总理来找主席有事，乔木主动退出回避。等总理办完事走后，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就按电铃召我，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疲劳了，我没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对，让他睡一会儿吧，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过了一会儿，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他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着急了，让我叫醒乔木。
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乔木醒后，拍拍脑袋，后悔地说：“我怎么睡着了，真误事了！”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又开始了工作。
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他曾对叶子龙说：“这段时间乔木、伯达等同志太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

“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
一天夜里我值班，主席按电铃传我。我马上到主席卧室，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看我进来，说：“叫乔木来。”
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说主席有急事，请他马上到主席处。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
“乔木，你怎么搞的，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
“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
“我怎么没看到呢？”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
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见对主席说：“有份急电，你先看，我们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电报，签字后交叶子龙，又说起埋怨的话。叶子龙放好电报，说：“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
果然，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脸上露出笑容：“还是子龙有经验啊！”
“乔木，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主席回头说。乔木紧张的表情平静了下来。
1949年6月，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笔，如著名的《共同纲领》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期间他感冒了，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主席有些着急了，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他离不开乔木。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传染给主席，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这和一起交流，随时询问，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他着急地对我说：“乔木是累病的，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我们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乔木，把你累病了，看过医生吗？”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碍大事，能坚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处，怕传染给你。”“工作离不开你啊，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主席说完又指示我：“告诉王鹤滨大夫，一定治好乔木的病。”

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关心。主席对乔木这样，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一天后半夜，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说请主席审稿。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先别打搅他了。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也不和我说话。  
过了大约20分钟，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有急事？”徐业夫问乔木。
“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乔木答道。
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我要负责任，于是问他两人：“主席睡了40分钟了，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还是惊动主席吧，因为事情太急了。”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知道事情如何处理。
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我轻轻说了一声：“主席，有重要事向你报告。”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主席没被叫醒。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没办法啊！什么事？”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半闭着眼睛说。
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主席坐在床上，接过稿子，这才完全醒过来。“这一稿改得好，可发。”说完用铅笔签上字。
把稿子退乔木后又接过徐秘书的电报，他看两遍，皱皱眉头，才签了字退给徐业夫。
主席休息不好，总理规定谁都不能打扰主席睡觉。后来主席说：“有重大问题需要我知道、我决定例外，否则拿工作人员是问。”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叶子龙、胡乔木的孩子与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讷在玩耍。主席起床后正吃饭，孩子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后问李讷：“你们唱的什么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李讷理直气壮地回答。
“这句话不对啊！”主席纠正说。“爸爸，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们唱的。”“李讷，和你爸爸争论什么呢？”乔木从外边进来听到他们在争论就问道。
李讷抢先说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乔木说：“你来的正好，我看这句歌词真应改一改。你们想想先有共产党还是先有中国？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嘛。”“主席说的有道理，这首歌在延安时就这么唱的，已经习惯了。”乔木考虑了一下说。“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不能这么唱了，有错就改吗！”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乔木一边思考一边说。“好，加个新字就行了。”主席受乔木启发，就这么敲定了。乔木也表示同意。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

乔木为帮助主席起草宪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带了一个小班子，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临走时乔木对我说：“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机灵的马武义说：“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准没错。”
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
“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
“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
“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
“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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