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在世界上被广为传唱。这首歌由法国诗人、政治活动家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1871年写成，并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国际”来命名。
十几年间传遍世界
1888年6月，鲍狄埃逝世后的第二年，法国北部工业重镇里尔市的工人合唱团，委托工人业余音乐家皮埃尔·狄盖特(1848—1932年)为歌词谱曲，3天后，曲调顺利完成。一周后，狄盖特在里尔卖报工人的纪念集会上，亲手指挥合唱团演唱了这支歌。《国际歌》首次演唱后，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喜欢这首激动人心的革命战歌，决定立即凑钱将它付印。第一次印刷了6000份，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国际歌》就传遍了整个北部工业区。
1890年，西班牙文版的《国际歌》问世，1899年，挪威文版问世，1901年，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版本也相继出现。1906年，《国际歌》被传入俄国，直到1944年为止，这首歌的俄文版一直是苏联的国歌。后来苏联国歌的地位被《伟大的联盟》所取代，这首歌就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党歌。如今，无论你到哪个国家，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瞿秋白守着风琴翻译
《国际歌》铿锵有力的歌词鼓舞了一代中国人，那么《国际歌》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说到中文版《国际歌》的传入和演唱，瞿秋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1920年，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途中滞留哈尔滨。
11月7日，他应邀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时，主持人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大家全体起立，群情激昂地高唱俄文的《国际歌》。这是翟秋白生平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那贯注了彻底革命精神的歌词，以及充满激情的豪迈雄壮的旋律，使瞿秋白耳目一新，热血沸腾。到了苏联后，瞿秋白在采访过程中，在工人集会上，在国际大会上，屡屡听到大家引吭高歌《国际歌》，他自己也学会了俄文版的《国际歌》。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到国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同时着手翻译《国际歌》。此前，《国际歌》已经有了中文译文。但译得并不理想，歌词晦涩不上口，广大劳苦大众很不容易接受。1920年，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的郑振铎，和他的好友耿济之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从俄文翻译了《国际歌》，发表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译文与后来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有诸多相似之处，却因没有附曲而无法传唱。瞿秋白重译《国际歌》，就是要让翻译过来的歌词，既准确又易唱。
当时，瞿秋白住在北京他的堂兄家里，守着一架风琴，开始翻译《国际歌》。他对照法文原文，一字一句地推敲。时而沉思斟酌，时而自弹自唱。每一句歌词定稿，都要如此反复再三。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将从法文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的复刊号上。随后，中译本的《国际歌》开始陆续在中国传唱。
中共三大在歌声中闭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6月20日，全体与会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胜利闭幕。
1924年5月5日，上海大学举行马克思诞辰106周年纪念会。身为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任弼时一起引吭高歌《国际歌》。雄壮的歌声点燃了与会者的激情，台下会唱这首歌的学生们也放声歌唱起来。台上台下雄壮嘹亮的歌声使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国际歌》至此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瞿秋白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力传播《国际歌》的第一人。
瞿秋白不但翻译、介绍和传播《国际歌》，更可贵的是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国际歌》的深刻内涵和革命精神。1935年2月，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鲜血和生命唱出了《国际歌》的最强音和最高昂的旋律，英勇就义。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一段批注中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赞扬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延安版”唱到60年代
现在的《国际歌》译词，与瞿秋白当年的译文有较大不同，这中间还有诗人萧三的功劳。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们是同窗好友，相处十年。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萧三和他的战友第一次听到、唱到“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并被它折服。
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暑假，他与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一起，根据法文歌词，并参照俄文译词，译配了《国际歌》的词曲。萧三后来回忆道：“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随着“东大”会演唱《国际歌》的同志们先后回国，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中国并传唱开来。
萧三回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词的修订。“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更加仔细的推敲，产生了《国际歌》新的中译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国际”一词，萧三曾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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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西班牙文版的《国际歌》问世，1899年，挪威文版问世，1901年，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版本也相继出现。1906年，《国际歌》被传入俄国，直到1944年为止，这首歌的俄文版一直是苏联的国歌。后来苏联国歌的地位被《伟大的联盟》所取代，这首歌就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党歌。如今，无论你到哪个国家，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瞿秋白守着风琴翻译
《国际歌》铿锵有力的歌词鼓舞了一代中国人，那么《国际歌》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说到中文版《国际歌》的传入和演唱，瞿秋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1920年，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途中滞留哈尔滨。
11月7日，他应邀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时，主持人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大家全体起立，群情激昂地高唱俄文的《国际歌》。这是翟秋白生平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那贯注了彻底革命精神的歌词，以及充满激情的豪迈雄壮的旋律，使瞿秋白耳目一新，热血沸腾。到了苏联后，瞿秋白在采访过程中，在工人集会上，在国际大会上，屡屡听到大家引吭高歌《国际歌》，他自己也学会了俄文版的《国际歌》。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到国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同时着手翻译《国际歌》。此前，《国际歌》已经有了中文译文。但译得并不理想，歌词晦涩不上口，广大劳苦大众很不容易接受。1920年，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的郑振铎，和他的好友耿济之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从俄文翻译了《国际歌》，发表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译文与后来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有诸多相似之处，却因没有附曲而无法传唱。瞿秋白重译《国际歌》，就是要让翻译过来的歌词，既准确又易唱。
当时，瞿秋白住在北京他的堂兄家里，守着一架风琴，开始翻译《国际歌》。他对照法文原文，一字一句地推敲。时而沉思斟酌，时而自弹自唱。每一句歌词定稿，都要如此反复再三。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将从法文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的复刊号上。随后，中译本的《国际歌》开始陆续在中国传唱。
中共三大在歌声中闭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6月20日，全体与会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胜利闭幕。
1924年5月5日，上海大学举行马克思诞辰106周年纪念会。身为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任弼时一起引吭高歌《国际歌》。雄壮的歌声点燃了与会者的激情，台下会唱这首歌的学生们也放声歌唱起来。台上台下雄壮嘹亮的歌声使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国际歌》至此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瞿秋白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力传播《国际歌》的第一人。
瞿秋白不但翻译、介绍和传播《国际歌》，更可贵的是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国际歌》的深刻内涵和革命精神。1935年2月，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鲜血和生命唱出了《国际歌》的最强音和最高昂的旋律，英勇就义。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一段批注中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赞扬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延安版”唱到60年代
现在的《国际歌》译词，与瞿秋白当年的译文有较大不同，这中间还有诗人萧三的功劳。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们是同窗好友，相处十年。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萧三和他的战友第一次听到、唱到“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并被它折服。
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暑假，他与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一起，根据法文歌词，并参照俄文译词，译配了《国际歌》的词曲。萧三后来回忆道：“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随着“东大”会演唱《国际歌》的同志们先后回国，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中国并传唱开来。
萧三回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词的修订。“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更加仔细的推敲，产生了《国际歌》新的中译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国际”一词，萧三曾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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