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毛泽东为何替资产阶级办报人唱赞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这一举动让与会人士感到非常意外。事实上，毛泽东在此前后曾多次谈及“苏报案”，其间有何深意呢？
 
    学习资产阶级革命精神
　　“苏报案”肇始于1903年，当时的著名学者章士钊和邹容因在《苏报》上发表反清言论，因而相继被清朝政府逮捕，不久，《苏报》也遭查封。章士钊多次遭受酷刑，而邹容则死于狱中。
　　到了1957年，毛泽东多次重提“苏报案”，并多次在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老师）面前肯定章士钊的功绩。在1958年的重庆会议上，毛泽东更是号召人们重读邹容的《革命军》。
　　据《党史博览》（2004年第06期）一篇题为《毛泽东缘何屡谈“苏报案”》（文/斯夫 张树成）文章记载：毛泽东在当时的会议讲话中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到日本时只有十七岁，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士钊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士钊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士钊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他因此提倡要学习那时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在此时屡谈“苏报案”并非没有原因，早在1956年的时候，“大跃进”其实已经初现苗头。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并开始研读农业合作化的材料，并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104条按语。 
　　
　　但毛泽东的这一策略也在党内招至反对的声音，对此，毛泽东曾回击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决心就更高了。

    
    办报的“五不怕”精神
　　其实，早在成都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曾经做出一番部署——只是这番动作在当时看不出与“苏报案”有太大的关联。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找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表示要将后者调到《人民日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不知你愿不愿去。”
　　吴冷西听后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他对毛泽东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向他说明：“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新华社社长，给你十天时间考虑，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十天以后再谈。”
　　6月13日，毛泽东又找到吴冷西。毛泽东先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然后，毛泽东又告诫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所谓“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随后，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回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统治阶级需要舆论工具”

　　吴冷西对毛泽东将自己调去《人民日报》的举动一开始时不明所以，后来，在成都会议以后，毛泽东才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据吴冷西所写的《忆毛泽东》记载，3月30日，毛泽东在江峡轮上和田家英（秘书）、吴冷西一起闲谈时再度谈及“苏报案”。他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吴冷西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士钊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士钊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士钊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期间，毛泽东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至此，吴冷西才明白，毛泽东当时屡屡谈论“苏报案”，又提出“五不怕”的办报精神，是要唤起民众“大跃进”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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