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那些旧上海滩的女歌星们

流行歌曲影响深广，中国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出现了一些流行歌星，和现在的歌星们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歌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们的故事耐人寻味，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历史烟云。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歌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推销手段。影像店里挂老歌招牌的，从“四大天王”到“小虎队”，都被归入老残一列，真正听老歌的人当然不屑。几个专事翻唱的歌星，原来还被奉为“为祖师爷传道”（谭鑫培语）的楷模，近来也渐为老歌迷们所不齿。“听说要听原唱”，可见国人知识产权意识与日俱增。
最推波助澜的要属电影导演们，时不时地翻出张老唱片放在电影里，整个电影立即就有了气氛，全不管歌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例如周璇就是万金油，无论表现什么时代的电影，拧开收音机都是周璇。由于周璇有滥市之虞，现在又兴起一股考古风潮，开始发掘其他老歌手了。
姚莉的《爱情的魔力》出现在电影《金枝玉叶》的片尾就让人一惊。好稀的版本！市面上绝迹已久了。
说起姚莉的名字，时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数起她的名曲来，中国人听过的应该不少：《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春风吻上我的脸》、《哪个不多情》、《秦淮河畔》……
《玫瑰玫瑰我爱你》被称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流行歌曲两大高峰之一，是第一首被填上英文词的中国歌，全世界都流行过。但当初创作这首歌时，它只是一支电影配曲。那是１９４０年，国华公司推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天涯歌女》，由周璇主演。周璇的片子自然要有歌，导演一口气往片子里插了９首，７首周璇唱，还有一个电台试音的镜头，派了两个歌手唱了两支歌作陪衬。影片里的３首歌都被后人翻唱：周璇的《襟上一朵花》、都杰的《秋的怀念》和姚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襟上一朵花》后来没有大红，特别在周璇众多名曲中实在不起眼，《秋的怀念》还不时有人翻唱，凤飞飞、费玉清的版本都很受欢迎。而《玫瑰玫瑰我爱你》，是许多现代大牌明星到一定时候都要拿来翻唱一轮的。姚莉也凭此曲一鸣惊人。
姚莉深受家庭的影响，她的哥哥姚敏能唱能写。姚敏原名姚振民，姚莉原名姚秀云。后来在电台唱歌时为了便于听众记忆，谐“要名要利”的音改了艺名。两人也真的名利双收了。姚敏一生写了近千首歌，也提携了许多中国早期歌星。１９６７年，４９岁的姚敏心脏病突发去世，葬礼上港台当红大牌歌星灵前齐唱《情人的眼泪》，全场泣不成声。姚莉目前仍居香港，不时出现在演艺界一些集会上，尽管已经人老珠黄，但凭借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她也在中国流行歌坛上“青史留名”。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另一座流行音乐的高峰就是《夜来香》。《夜来香》谁唱的，问１００个人能有１００个答案；邓丽君在“１０亿个掌声”演唱会上，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挥之不去；徐小凤低沉的嗓音也有坚定的支持者；蔡琴永远是“翻唱有理”大旗的掌旗手；凤飞飞肯定翻过，哪张专辑就记不得了；费玉清最近一张翻唱专辑好像又选了……但任何人都没有还原出原唱的味道，因为首唱歌手是学美声的！她的名字应该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中除了周璇之外最广为人知的——李香兰。
李香兰被大家记得是因为她神秘的“日本间谍”身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她的自传在国内发行，轰动一时。李香兰当然不是间谍，只是一个“日本人制造出来的假中国姑娘”罢了。李香兰的故事多，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巧合。１９２０年她出生在奉天（今沈阳）。当时日本人为了控制东北，鼓励日本人移居中国，李香兰的父亲山口文雄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工作，为了“扎根满洲”举家来华，这才使李香兰生在了中国。她出生时取名叫山口淑子。１４岁时，淑子按中国礼节拜父亲的好友李际春为义父，李际春为她取了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李香兰，哪知这个名字后来红遍了整个东亚。
李香兰学唱歌，居然是为了治病。１５岁时她得了肺浸润，病愈后医生要求她锻炼呼吸器官，建议她学声乐。而当时的东三省也是国际交流的大舞台，流亡的白俄、犹太人好多都是有来头的。李香兰就拜在流亡的白俄女高音歌唱家包特莱索夫人门下。由于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李香兰在那一代流行歌星中嗓音条件和演唱技巧都是最好的，这也为后世歌手翻唱她的歌曲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李香兰的成名和日本人的一个阴谋有关，但她本人没有参与其中，只是被别人当作了一颗棋子，她是几十年后才悟出来的。与“伪满洲国”同时成立的奉天广播电台，是日本宣传“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工具。他们要物色一个既会讲中国话、日本话又会唱歌的“本土少女”来宣传满洲国，于是便瞄上了山口淑子。那时普通的日本人认为，为“日满亲善”出力无上光荣的事，山口淑子当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电台要给淑子取一个中国名，以显示其“本土”特征，淑子便提出她有一个中国名“李香兰”——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李香兰是流行歌星中名字最“土”的一个的原因，因为这名字的确够“中国化”。
１９３８年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映”，大量拍摄宣传“大东亚共荣”的电影，李香兰顺理成章地成了首席女星。随着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李香兰也进军到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中心——上海，成了当时上海滩七大歌星之一。到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李香兰突然从天上掉到深渊里，她与川岛芳子、东京玫瑰一起被指为汉奸、间谍。由于川岛芳子被正法，李香兰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后来她被证实是日本人，不是汉奸，才被遣送回日本。与李香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岛芳子，她也曾把自己最后的一线生机系在能将出生证改成日本籍上，但她失败了，假的终究是假的，她做的坏事太多太多了，不像李香兰，只是唱唱歌、演演戏，被别人利用了，但好歹没害过人。
李香兰的歌最流行的除了《夜来香》就数《三年》了，几乎是唱“左三年，右三年”，就有人拿来翻唱一遍；此外，《恨不相逢未嫁时》翻唱的人也多。
日本人参与包装的歌星中，还有一个人对中国歌坛影响较大，那就是白光。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世纪末，白光在大陆一直被封杀，但在港台地区，可以和周璇分庭抗礼的老歌手绝对非白光莫属。白光和周璇代表流行歌曲的两个极端：周璇是温柔恬美、楚楚可怜的传统中国女性的典型，白光则是纸醉金迷、放浪形骸的代名词。
白光的成名之路交织着政治阴谋和性阴谋的搏杀。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占领北平之后，准备利用文化渗透，推行它的侵略政策。一些无知青年受骗上当成了他们的工具，其中就有一个北平少女史咏芬。当时，日本东和商事计划拍一部叫《东洋和平之路》的反动宣传片，要全用中国演员，在北平公开招募。最后选中六人，两女四男，女演员分别叫李明和史咏芬。后来，史咏芬取“电影就是射向银幕的一道白光”之意取艺名为白光。
东和商事其后也没拍出什么片子，只是被选来为“大东亚共荣”作宣传的李明、白光成了在北京负责日本文化侵略事业的军方代表山家亨公馆的常客。不久李明便与山家亨同居。
山家亨是日本特务头子甘粕正彦的得力助手，而甘粕则是“满州国”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山家有个特点，就是多情。混乱的私生活也使他在许多传奇小说中出现。他最著名的爱情事件，是他还在松本连队当旗手时与川岛芳子的纠葛，这段感情还引发了川岛年轻时的一次自杀未遂。１９３０年左右，经济十分拮据的川岛还曾准备把他们悲剧的爱情故事卖给一个小说家呢。
李明因与山家的关系，处处都占白光的先。但到１９４２年，白光向山家揭发李明有一年轻情人。山家便结束了与李明的关系，遂与白光同居。此后白光赢得了赴日本学习声乐的机会，但这并没有让白光红起来，因为东和商事根本没有开展什么正经的文化业务。
到１９４３年又一个阴谋改变了白光的生活。山家被召回日本，回国后即被捕，以叛国、泄漏机密、违犯军纪、吸毒等十多条罪名受审。据传是川岛芳子为了报复山家向东条英机夫妇告的密，另一种说法是日本军政界斗争的结果。不管哪一种说法，反正是个阴谋。白光当时随山家一同去了日本，还为他四处奔走。但她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女人，山家的无名无分的情妇，所以根本没人理睬她。不久她悄然回国。这次归来，终于成了她生命的转折点。
回国不久她拍了《桃李争春》，一炮走红，成了当时上海影坛荡妇型明星的首席。老练成熟甚至淫荡的形象，一扫银幕上娴静、清纯女星千人一面的枯燥。她低沉的嗓音成为中国中低音女歌手模仿的范本。后世的潘秀琼（《情人的眼泪》原唱）、崔萍（《南屏晚钟》原唱）、徐小凤，再后来的梅艳芳、蔡琴无不受她的影响。徐小凤就有“香港小白光”之称。白光的名曲《如果没有你》、《怀念》、《魂萦旧梦》、《叹十声》，后来的歌手几乎全翻过。邓丽君、凤飞飞、费玉清等翻歌强将，更是没有放过她的几首名曲。
１９４９年后白光去了香港，成了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走向成熟的见证人。她在港十分受欢迎，现在香港还不时有她的电影纪念周。
１９５３年，白光退出娱乐圈，携巨款赴日本经营夜总会。在战败后日本宵禁的情况下，凭她的关系，居然能通宵营业。她杀进日本寻求发展，除了看重满目疮痍的日本存在的商机外，可能也是对１０年前她灰溜溜从日本逃回上海的一种报复。
１９９９年，白光在吉隆坡去世，身后更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一种不再来的繁华与堕落。关锦鹏在《长恨歌》中选取了白光的《相见不恨晚》，似乎在暗示着只有白光才能把人性中彻底的颓废演绎到极致。
当时最著名的歌星还有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周璇，她的故事说得太多了，版本不一，也懒得再探究竟。还有如今安居香港的吴莺音，只要知道她首唱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其他的大家也就可以自己想去了。白虹，唱过名曲《郎如春日风》，和聂耳谈过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龚秋霞唱的《秋水伊人》，连李谷一、彭丽媛都翻唱过。张露的《给我一个吻》，时不时经过各种处理，出现在电影电视中，她的儿子也唱歌，叫杜德伟……回头来看，第一代中国流行歌坛的天皇巨星，都是孤岛时代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但正是这些游离于大时代之外的人性中浅薄的恩怨情仇，成了此后的中国人都必须温习的声音功课。
（摘自《龙门阵》作者君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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