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毛泽东的两大秘书 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过合作。然而，后来他们逐渐产生了矛盾，明争暗斗日渐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毛泽东的两个秘书面和心不和

早在1939年春天，陈伯达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伯达仍然担任着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于1956年成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主管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事。由于二人工作性质不同，工作上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在平时，面子上也算和气。

但陈伯达与江青，却是面和心不和。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她是一心要涉足政治的，当然想取陈伯达的地位而代之。此外，陈伯达与江青在观念、习惯、性格等方面也合不来。陈伯达看不上江青的生活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做派，江青也看不起操着一口闽南话的陈伯达，认为陈十分“迂腐”。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在中国政坛上的作用突出了起来，可以称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此时，陈伯达心里十分清楚江青在那个时候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主动投靠江青，主动去捧江青。但是，由于江青看不上陈伯达，没有把他当做心腹，许多重大事情并不告诉他，以至于陈伯达在跟江青的过程中，往往会慢半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除了以势压人，给人扣上了很多大的政治帽子外，最突出的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并涉及当时政治思想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给当时国内政坛造成了很大震撼。

陈伯达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后意识到：这篇文章非同凡响，肯定大有来头。一了解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策划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泽东。自己是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这样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没有交给自己策划，也没有交给他写。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很长时间，自己对此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他意识到：既然江青能在幕后指挥搞出这篇大文章，说明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的政治分量又加重了。

特殊的文件起草小组

确实，江青在那个时候，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就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等来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毛泽东下决心推倒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织“中央文革”。

原来，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经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由五人组成（亦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担任组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彭真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认定：以彭真为首的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能起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向“走资派”发起攻击的领导机构的作用了，不仅如此，这个小组已经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成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组织了。因此，毛泽东下决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曾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人身上。

当时，由于组长陈伯达工作分不开身，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主要是由江青主持的。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士回忆，那时，在上海的工作地点，江青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性。主持开会，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研究、写作。江青更是带头，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严厉。江青主持起草文件，还有一手很“绝”：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

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毛泽东认为文件起草小组的这些人都是他信得过的，因而干脆决定：就以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重新组成中央文革小组。

正副组长各拉帮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陈伯达不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他由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连跃升两级，一下子成为中共中央第五号首长。后来陶铸被打倒，陈伯达又成了中共中央第四号首长。而此时的江青也被确定为可以列席中央重要会议的人之一。

1966年下发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毛泽东又指定由陈伯达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定由陈伯达“组阁”，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别看“中央文革”只被称为小组，它可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它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的权力机关。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而“中央文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核心机关，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而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同时决定，江青也进“中央文革”，担任副组长。

当陈伯达选择“中央文革”成员“组阁”时，自然要面对争夺权力的对手———江青。这样，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矛盾。

实际上，陈伯达早就看到江青的势力正在崛起，也知道江青是要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实际控制“中央文革”，他是不想与江青闹翻的。他甚至一度向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当这个组长，由江青来担任，但毛泽东没有同意。

陈伯达在“组阁”时，把自己手下的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拉进“中央文革”。而江青一当上“中央文革”副组长，也马上提议：张春桥进“中央文革”，当副组长。

陈伯达不表态，江青就去找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并且当上了副组长。接着，江青得寸进尺，又要把姚文元拉进来。陈伯达不同意，说：姚文元写文章不行，不如王力他们，他父亲有历史问题，不便让他进“中央文革”。

可是，江青不听陈伯达的，又一次直接找毛泽东推荐姚文元。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毛泽东十分赏识他，就同意姚文元进“中央文革”，陈伯达没有话说了。随后，江青决定反击一下陈伯达，她又找毛泽东提出：陈伯达保荐的王力不合适，不能进“中央文革”，想给陈伯达一个“下马威”。

毛泽东原来就对王力有些看法，也认为王力进“中央文革”不合适。陈伯达也没有买江青的账，他直接找到毛泽东力保王力，说王力是“秀才班子”的老人，理论水平高，文笔好，要依靠他写东西，还要让他管“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同时，毛泽东提议让陶铸进“中央文革”当顾问。陈伯达认为，陶铸地位在自己之上，而且陶铸总比江青等人强，在许多问题上会帮助自己顶一顶江青，就一口应承下来。同时，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议，让康生也进“中央文革”当个顾问。陈伯达当时天真地认为：康生可以在关键时刻帮助他。对陈伯达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也同意了。

这样，由陈伯达“组阁”的“中央文革”班子就定下来了。1966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通知，通报了“中央文革”的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办公室主任：王力（兼）

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

陈伯达一开始是想利用毛泽东的信任，以组建“中央文革”的班子为契机，自成规模，确立自己在中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他以后担任更高的职务创造条件。但未曾想，江青这个争权的对手，早已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利用搞纪要的机会与手握军权的重量级人物林彪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组建“中央文革”时又把自己的亲信拉进了“中央文革”班子，再加上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气势上咄咄逼人。在“中央文革”中，陈伯达与江青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状态。

“中央文革”成立以后，陈伯达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文章，起到了扰乱全国的作用。在中央政治局内部，陈伯达直接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到北京大学去“点火”，赶走工作组；他还到处讲演，俨然是当时的“革命派”代表，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和他一起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陈伯达还主管着全国的宣传、思想、舆论工作，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不仅中央下发的文件要由他确定要领后组织人去写，连中央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包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稿，也要由他审定。

最突出的是，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伯达代表中央作《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这时的陈伯达实在是风光了一阵子。

但野心很大的江青根本不会让陈伯达神气多久。她必须要控制“中央文革”，以实现自己成为实际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梦想，然后进一步执掌党的大权，为下一步实现其政治野心打基础。为达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而陈伯达多少有一点书生气，论权术，他是比不上江青的。他那浓重的闽南口音，也使他不善于口头表达。“中央文革”里，江青与张春桥一唱一和，开会决定什么问题，最后都是按他们的意见定。

更让陈伯达气恼的是由他一手提拔的三个亲信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见风使舵，开始向江青一边靠。原来陈伯达以为陶铸、康生当“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会帮自己说话的，至少可以在他和江青之间起调和作用。可是他没有想到，陶铸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更没有想到，康生的城府比江青深得多。政治上老谋深算的康生，自然会站在有特殊地位的江青的一边。

还有一个原因是，陈伯达在毛泽东那边的事多、管的面宽，还要起草大文件、大文章，对“中央文革”的事往往顾不过来。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组长，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作为副组长的江青，反倒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

陈、江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

面对这一现实，陈伯达心中有气，但也没有办法。江青他惹不起，康生他斗不过，组员他唤不灵，他只好忍耐。于是，他向江青退让了一步，干脆不管“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了，而是让江青管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青等人又主动向他发起进攻了。江青开始找陈伯达的“茬”。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陈伯达这个讲话的基调是“左”的，他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是高的。问题在于：陈伯达在讲话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说了几句江青、康生等人不爱听的话：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到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句话，是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运用适当是可以的、必要的；还有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出，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而江青、康生等人则认为，现在正是要“大闹天宫”的时候，正是要“革命”的时候，你陈伯达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明显是有意唱反调。工作组是刘、邓搞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陈伯达还说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不是和稀泥吗？现在要打倒一大批干部，陈伯达却说要团结大多数，简直是站在了刘、邓一边。

他们抓住陈伯达这三句话不放，让他必须检查清楚，陈伯达却不愿意检查。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还是毛泽东救了陈伯达的“驾”。毛泽东发话说：抓革命、促生产，是我让陈伯达加进讲话稿中去的；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没有错；陈伯达说要团结大多数也是对的，是我的主张。

既然毛泽东这样说，江青等人也就只好罢手。陈伯达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结下的“疙瘩”却由此更大了。

陈伯达败了一阵

陈伯达也真下了功夫，他以继夜日，字斟句酌，完稿后亲自动手把抄清的报告稿封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在口袋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即呈毛主席”五个字，然后派人送到毛泽东处。

江青他们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稿。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江青把报告稿直接送给毛泽东。不久，江青借口去看望毛泽东，送上报告稿。她在毛泽东那里谈了很久。谈话中，江青把他们怎样组织人收集材料、怎样起草、怎样反复研究等经过，汇报得很详细，还从当前形势等角度，提出目前这个报告稿不宜过于强调搞生产，还是要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江青后面这番话，正合毛泽东心意。

此时，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尤其注意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认为与这个重大任务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此时他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后来在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中体现了出来。九大政治报告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常识。’”这段话，正与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认识相合。而陈伯达的观点显然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合拍。

陈伯达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去向毛泽东请示意见，而是自己在家里面干等。他觉得，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是肯定的，过去，对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这次也会重视自己起草的稿子。可是，这次陈伯达失算了。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给陈伯达送来一份密件，陈伯达打开一看，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报告稿连看都不愿意看了。陈伯达一见到被退回的牛皮纸口袋，感觉就像五雷轰顶一般，他大哭了一场。



在与江青的较量中，他又一次败北了。

陈伯达投靠林彪

陈伯达虽然在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但他很清楚，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动摇的。

在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手下的人。林、江两个集团的阵势已经显露出来，而陈伯达哪一头也靠不上。

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任务，毛泽东逐渐让张春桥、姚文元担当。原来由陈伯达分管的部门，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过去。特别是江青借口让姚文元参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陈伯达主管的宣传理论部门的部分领导权拿了过去，陈伯达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此时，他急于在中央内部找到能支持他、为他说话的人，他的目光投向了林彪。

九大后，林彪手下的干将在中央政治局中占的比重很大，超过了江青集团的人，这当然引起了江青集团的不满。两个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在此情况下，林彪也要在中央寻找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寻找能舞文弄墨的人。他手下的干将均为武将，他缺少的正是笔杆子。于是，林彪也把目标放在陈伯达的身上。

两个人一拍即合。

陈伯达开始不断主动地给叶群打电话，与叶建立了“热线联系”。叶群向陈伯达转达了林彪对陈伯达的“敬意”。陈伯达是一介书生，对林彪、叶群的恩惠无以回报，于是就主动地给林彪和叶群题字。陈伯达写得一手好字，却从不给别人写。陈伯达给林彪的题字是：“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行空，知无涯”。给叶群的题字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陈伯达在给林彪、叶群题字的同时，也给林彪手下的大将题字。

这样一来二去，不仅林彪、叶群将陈伯达引为自己人，连林彪手下的干将们也对陈伯达有了好感。没过多久，陈伯达就成了林彪在毛家湾家里的常客。林、陈、叶常在一起谋划事情。林彪得到了陈伯达的帮助，如虎添翼，他不再怕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用理论来压他了。陈伯达受到了党内二号人物的支持，在党内的地位也稳定下来了。

庐山会议上的较量

九大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都在考虑召开四届人大，恢复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使国家进一步稳定下来。按过去的惯例，四届人大主要是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而修改《宪法》涉及国家体制问题。在当时，最集中的问题，就是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

为了达到当国家主席的目的，林彪使出了两手：一手是主张设国家主席，一手是鼓吹天才论。当然，林彪不好把这两条安在自己的头上，而是安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一意孤行，在暗中与毛泽东较上了劲。

1970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而林彪所关注的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陈伯达此次到庐山来开会，主要是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出力。他要做三件事：一是鼓吹天才论；二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三是主动向江青一伙发起攻击，先把他们中地位不算巩固的张春桥搞倒。

1970年8月，陈伯达一上庐山就跑到林彪的住处去密谈。林彪要陈伯达多在理论上做文章，要让与会人员都知道：天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陈伯达则给林彪出主意，让他先在全会之前的常委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如果常委会上多数同意了，毛泽东也就没有办法了。同时，二人还商订了如何让他们的亲信在各组相互呼应、如何向张春桥发起攻击等问题。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问题。林彪却抛开议程问题，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我考虑再三，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国家才名正言顺，毛主席完全可以兼国家主席，建国初毛主席就是兼国家主席的。”林彪的话音一落，毛泽东立即反驳。他说：“不设国家主席，不见得就名不正言不顺。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设，还不是照样名正言顺？至于我自己，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不是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毛泽东一发话，政治局常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本来陈伯达想呼应林彪，毛泽东抢先发了言，他也不敢说句话了。

作者：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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