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裕仁天皇颁令侵华 期望三个月吞并中国

1937年7月27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7月7日）发生后二十天，日本昭和天皇裕仁（见图 1901年——1989年）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颁布国家领，要求军部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并希望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方式迅速解决中国……当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结束后，裕仁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的罪责，日本右翼势力也极力维护他“和平使者”的面目，但其实，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与裕仁有莫大的关联。 
    和平年号背后的扩张主义思维
　　裕仁从小就崇拜他的祖父明治天皇（1852年——1912年），希望能像后者一样使日本走向强大。1926年，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裕仁的父亲嘉仁在位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民主发展的政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尽管年号中包含和平的含义，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他在向国民发布的诏书中宣示：“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1927年，日本爆发了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对军部中的民族主义者却十分赞赏。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当时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将此事嫁祸给了东北的张学良部队，并下令关东军对中国部队发起了迅猛的攻击，竟然在24小时之内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这一速度出乎全世界的意料。
　　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当时，天皇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将此事报给裕仁时，希望裕仁能够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避免中日交战，但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知道了策划者和指挥者，但他依然默许这些人扩大战事，并且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日本军部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想吞并中国却惧怕苏联
　　中国人将“九·一八事变”视为国耻，但裕仁却对日本关东军表彰有加。关东军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尔滨时，已经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110余万中国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三倍。军队的扩张行动得到了裕仁的有力支持。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少壮派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严酷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北上派”和“南进派”内斗最终以裕仁支持的“南进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了政府，裕仁借此也绝对掌控了日本中央政府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势力更盛。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对于此事，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据美国历史学家兼大学教授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在《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中记载：当时，陆军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例如“满洲国”），他们还认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但资深官员则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经过一番争论，近卫内阁会议最终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当时，裕仁对此事的考虑首先也是来自苏联威胁的可能性（在此前一星期，苏日之间刚刚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爆发冲突），因此，他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问：“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 裕仁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闲院宫说：“那没有办法。”对此，裕仁很失望。 
　　但后来，闲院宫亲王以及陆军大臣杉山告诉裕仁不用担心陆军对苏联作战的准备：“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这番解释，裕仁非常满意，于是，就和军部将领商讨解决办法，并在战争时间表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
裕仁后悔发动侵华战争？
　　得到裕仁的支持后，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中国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而此时在中国境内，日本军队与中国国民党军队已经交上了火。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二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然而，裕仁想在两至三个月内解决中国的希望还是破灭了，中日之间逐渐陷入了持久战争，这对于资源匮乏、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小国而言显然是最大的弊端。
　　但裕仁并没有放弃对军队的指挥。据美国亚太事务研究中心2005年8月发表的一篇《裕仁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不容抹杀》文章称，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的真相。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次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但裕仁却逃过此劫。在日本人看来，天皇是神道的化身，一旦上了法庭甚至是被判了罪，那简直就是耻辱，因此竭力维护他的权威。
　　近年来，一份出自裕仁的侍从小仓库次的日记资料在网上流行，日记中披露了日皇在中日战争期间，后悔与中国开战，并抱怨日军主帅低估了中国的军力，以致日军长期久攻不下而终告战败。这恐怕也是为了粉饰裕仁罪行的说法。裕仁自幼受到明治天皇的影响，加上军国主义思想浓重，更何况在侵华战争时期亲力亲为，又怎么可能会后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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