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司马迁为何推崇游侠？

人们在读武侠小说时，常常会为那些顶天立地、情义并重的侠客所倾倒。“侠”字往往与“义”字相关，所谓“侠义”者，自古以来深受推崇。然而，数千年下来，人们对“侠”的理解也渐渐发生变异，甚至有人对“侠”者提出了质疑和反对。 
古代游侠的演变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荆轲本是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作人质，后来逃回燕国）的“食客”，因受主人的差遣而不顾万分危险前往咸阳刺杀秦王。荆轲最后失败了，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
　　在这里，荆轲身兼两个身份——一是刺客，二是“食客”。但在战国时代的人看来，荆轲其实就是一位“侠”。这里关系到当时对侠的定义，东汉史学家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而《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由此看来，当时的所谓侠客，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王侯将相家中所豢养的“食客”（或称之为门客、宾客），他们的任务也就是为主人“分忧解难”，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豢养食客的人物中，最著名的当数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公子了。
　　司马迁（见图）对这些游侠不乏赞誉之词。但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平民阶层中也逐渐崛起，一些富家公子也开始豢养起了游侠。
司马迁笔下的平民游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侠客精神在先秦及西汉时期甚为流行。例如，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豫让、剧孟、朱家、郭解等平民游侠立传，而且不惜笔墨，大书特书他们的英雄气魄。
　　例如他在写郭解时，将郭解描写成一位重侠重义的人，“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郭解显然以游侠为傲，但却喜欢杀人，而且往往杀完人就跑，“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
　　郭解嗜杀成性，令官府十分恼火，但众多好侠之人（尤其是他的门客）却不但不排挤他，反而处处帮着他。例如，当有人对郭解的品行提出质疑时，“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事实上，郭解的影响力当时已经遍及全国的侠客。
　　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但在司马迁看来，却似乎并不为过错。他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游侠”精神是否值得提倡
　　对于游侠的特质，司马迁曾说：“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也即是说，并非只有匹夫之勇的刺客都能称之为侠，他必须还要有很多的精神。
　　司马迁当时之所以对游侠如此推崇，是因为他看到游侠对当时的社会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以及控制力，但也不排除他曾经作为弱势群体对权贵具有的仇视心态。然而，今人也已经认识到，游侠固然有抑恶的功能，但他本身行恶的时候却罔顾法律，甚至草菅人命，与社会的主流不融。

　　当然，当时的执政者对于游侠集团也并非熟视无睹，相反，为了保证社会的顺畅，他们下了不少工夫。郭解的逃亡就与当时汉武帝加大打击地方势力有关。其实，到了最后，郭解还是死于官方之手，末了，御史大夫公孙弘曾对他发表意见：“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鴺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这也可视为当时官方对游侠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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