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桃花得气美人中——南明痛史与南明妓女(1)

中国干支纪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死，明朝灭亡。随之，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个南明小朝廷走马灯似的先后建立并消亡，中国南方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群雄争霸局面，一直到清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大规模的民族矛盾方宣告结束，满清政府才算真正坐稳了江山。
    
    阅读南明的历史是颇让人感慨且困惑的，因为满清入关伊始，其铁骑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南明朝廷此时尚有大量的正规军存在，在数量上无疑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以这样区区数万满清军队去征服古老中国并最终“入主中原”，恐怕满人起初连想也是不敢去想的，当时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劫掠一番，衣锦还乡而已，让多尔衮始料未及的是诺大中国竟然形同散沙，一触即溃，清兵所到之处，南明将士纷纷倒戈，如入无人之境，于是，满清这个只有四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带着同样多的奴隶，在征服了有着三四百万人的辽河流域之后，最终征服了一亿三千万人的中国。
    
    那么，到底是谁毁掉了明的江山呢？《大义觉迷录》所载的雍正“上谕”透露了其中的秘密：“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清兵进攻南京时，仅仅江北降清的南明守军就远远超过了两路南下清兵的总和，其中包括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据多铎向清廷的奏报），另外还要加上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以及黄得功手下将领田雄、马得功部，这些南明旧部为清廷征战时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满清的军队。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他认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不可惧，只要人心在，仍然可以卧薪尝胆，力图恢复；可惧的是“亡天下”，人道不存，即使存国也已没有什么意义，那就一切希望全无了！应该说晚明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亡天下”的局面。
    
    晚明社会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明朝的灭亡也正是晚明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则延续了晚明社会所有的弊病而苟延残喘。朝廷内部绝大多数官僚仍然因袭了党争之故套，一切都是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相互拆台，自相火并，结党营私，内部倾轧。甚至包括那些“民族英雄”如郑成功等，他首先考虑的也仍然只是郑氏家族的利益，而并非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只有当满清政府危及到他自身的利益时，他才会站在比较软弱的南明一边，说穿了南明朝廷不过是他借以号召群雄的旗帜罢了。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一旦国难当头，南明文武官员“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温睿临《南疆逸史》），公然将传统文化的道德教条抛诸脑后，也就决不会是偶然现象了。瞿式耜在桂林城破之日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临难遗表》：“时臣之童仆散尽，止一老兵尚在身旁。夜雨淙淙，遥见城外火光烛天，满城中寂无声响。坐至鸡唱……大厦倾圮，非一木所能支也！”把那种形同末路的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孤臣孽子，字字血泪，当此之时，夫复何言？
    
    南明的历史是很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公正地说，明朝并非亡于“流寇”，更不是亡于满清，满人不过是利用了各方面的矛盾而坐收渔人之利而已，明朝实是亡于它自身的腐败！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说，南明的历史将中国人人性的痼疾暴露无遗，显示了他们集体做人的失败。明清之际无疑是考察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一个最佳契机，国难当头，传统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取舍，鼠目寸光地囿于一己的小圈子之中；他们因循守旧，疾贤妒能，贪得无厌，朝秦暮楚；他们反复无常，插标买首，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当一个时代滔滔者天下皆是这种人时，你就不能不把它归之于传统文化的失败了。
    
    传统文化的士精神本来就是大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丧失了这种大文化环境，也就丧失了士精神存在的基础。晚明“启蒙思潮”的发生是传统文化即将解体时期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是个人的发现，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危机。时至晚明，所谓政治早已变成了各种名节与礼仪之争，学者们空谈仁义道德，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所注重的不是政治的实质，而是表面的虚文。在一个以道德名节为重的社会中，人们基于强权与道德的力量，不得不去自律以维护传统道德的尊严，而一旦时当末世，王纲解纽，原来用于维系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内在的约束力，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也会急剧膨胀。传统道德的脆弱之处就在于它的严酷与不近人情，所谓“慎独”即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越是一个人越要面临着道德的煎熬，因为这种道德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南明的历史提供了一次检验这种个人道德的机会，结果大家纷纷在“慎独”面前败下阵来，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对于个人的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已然经不住现实的拷问，而彻底暴露出了传统道德内在的虚伪。南明文武官员的“随风而转”，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传统道德的破产，表明了传统社会的“礼坏乐崩”，以至于最终“亡国”、“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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