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是非：陈寅恪不食日粮 胡兰成傍汪精卫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向蒋介石等人发表了《艳电》，明确表示了其立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汪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偕大批军统特务立即飞往河内，准备刺杀汪精卫。但由于情报失误，加上汪精卫早有防范，军统在河内的刺杀行动失败。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未得手。 
　　汪精卫遇刺未死，日本政府特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
　　1939年8月13日，日军为切断中国军队补给线，令第十八师团顺珠江集结虎门，准备进攻深圳，并通知英国当局勿妨碍日军行动。当日晚，第十八师团从虎门启航，次日拂晓在宝安附近登陆。守军余汉谋部第一五三师、第一五九师不战而退，日军未遭任何抵抗即占领深圳，15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8月23日，日军1600余人集结宝安威胁香港。香港当局由新加坡调飞机100架充实防务，并征集英侨担任巡哨。次日，深圳日军续增至4000人。25日，日军大小舰40余艘突至港外，港粤交通完全断绝，香港英海军当局决定封锁海面。
　　同在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寅恪为中国史教授。牛津大学聘中国人为教授，这算是第一宗。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天意弄人，随着欧洲战事加剧，陈寅恪困居香港。
　　在香港的陈寅恪心境“恹恹”、“不适”、“忧闷不任”、“心绪甚恶”、“不胜悲”。蒋天枢后来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在陈寅恪滞留香港的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沦陷期间，据说日本人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于其家门口作一记号，禁止日军进入。粮食紧缺时，又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但先生决然将大米推出门外，拒不接受。”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香港非久留之地，陈寅恪后来乔装为塾师，秘密乘船逃离香港，绕道澳门，经广州湾，于1942年抵达桂林执教于广西大学。
    中国人是最重民族气节的。其人有才，气节也好，人们才会敬重他。其人有才，气节不行，不但不为人们所重，还为人们所不齿。中国人再开放，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再多，这个传统也不会丢掉。 
　　与后来成为世人敬仰的大师陈寅恪不同命运的是，在1939年的香港，有另一个文化人虽也曾叱咤风云，但他留下的是一生不光彩的历史。这是因为，他不单是文化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在大是大非的年代里，站错了队。他就是胡兰成。
　　胡兰成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收入《战难和亦不易》一书中，打头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的郑重声明》，撰于1939年1月3日。这是胡兰成为《南华日报》写的一篇社评。文章开头就亮出观点：抗议国民党中常会（应为中执会，下同）关于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指责国民党中常会“破坏党章”。并为汪精卫辩护说，汪的“艳电”不过是“建议”而已；他的“建议”完全“合法”。　
　　1939年1月，胡兰成在香港《南华日报》上，以“流沙”为名，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社论：《和议与统一》、《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
　　胡兰成深受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赏识。1939年2月，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到香港，又把胡兰成找去，当即将他的薪水增到每月三百六十元港币，另有二千元机密费。
　　不久之后，汪精卫在上海筹组伪政权，电邀胡兰成任侍从秘书。5月，胡兰成离开香港追随汪精卫。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伪法制局局长，有汪精卫“文胆”之称谓，汪精卫称胡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
　　在一段时间里，胡兰成的名字还和“名扬天下”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林柏生等人并列。其甚至还自称“稳定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子”，至于他的“政论”论些什么？
　　胡兰成在《和平运动的把握》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亡国，因为抗战不能救亡，所以要和平。”又说，战则中日两伤，和则中日两利。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沙俄压迫土耳其，土耳其也不忍让，结果“弄到两国抓住各人的辫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战的漩涡”。胡兰成要中国人民吸取这个“教训”，放弃抗战，委曲求全，以免中日两国互相抓住对方的辫子一同跌入深渊。
　　胡兰成在民族大义面前，站在了汪精卫一边，因其言行，被冠以汉奸之名。但其又是才子型的散文作家，关于他的评价就更多，更激烈了，辩证的看法说：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也有人干脆的说：看了其文，更鄙其人。
　　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呢？汪精卫的“艳电”出来，胡兰成后来回忆说，那一日，他“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没有甚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赌徒最终掷出了骰子，到头来输了一生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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