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因水灾频繁 司马光提议以民为本

《宋史》记载，某次在城中设粥场赈灾，灾民聚集过多，互相传播瘟疫，抢粥时又拥挤践踏，还有的因等待数日吃不到粥而饿死。除去抢夺原因造成的死伤，北宋在赈灾方面还是做得较为出色的，大灾之年政府会开仓放粮。 
　　北宋都城开封经常遭受水灾，从太祖建隆元年到钦宗靖康二年的16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北宋都城开封有记载的大小水灾总共达20次，平均将近9年一次，其中，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较为严重的有6次。至和三年五月的一次水灾，就“坏官私庐舍数万”，“社稷诸祠坛被浸损；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发生的一次水灾，“坏官私庐舍，漂人民畜产不可胜数”，“官为葬祭其无主者千五百八十人”，被司马光称之为“旷古奇异，非常之大灾”。面对水患，司马光提出“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 
　　学者周宝珠曾统计北宋开封最盛时有户13.7万左右，人口150万左右，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大量的人口在发展中，不断的从环境中开发生存空间，环境不可避免的遭到破坏。“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无论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经济目的考虑的人工河流将地形地貌改变。“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这种水塘，宋人称为“水匮”，有防洪蓄水的功能。后来却因临近“水匮”的耕地，“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而不得不废止了。耕地和湿地的矛盾在当时是十分尖锐，人们不断的扩大耕地面积，从而造成了湿地的不断减少。湿地是蓄水调洪的巨大贮库，当洪水到来，能够起到分洪削峰，调节水位，缓解堤坝压力的作用。
　　为了应对频繁的洪水灾害，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和救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灾的压力。
　　宋朝建国之初，就诏开封府长吏兼本地区河堤使，每年按视河堤，“皆以正月首视，季春而毕”，“京城沟洫则三岁一浚，以为常职”。在政策上，政府鼓励沿黄、汴、清、御等河州县的农户除了种植规定的桑枣以外，多种榆柳等适宜本土生长的树木，以备抗灾之用。然而经常性的清淤与修筑提防，给政府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的弛惰、财政紧缺，疏浚制度不能坚持，久而久之，汴河河床也就日益增高，造成沿岸水灾的机率也增大了。
　　按宋廷定律，每到冬季严寒时节，总要蠲免公私房舍钱，以助贫民度过严冬。水灾发生后，由于大水漂坏庐舍，许多灾民无家可归，政府也会蠲免公私房舍钱，为灾民提供暂时的住处。如：咸平五年六月的水灾中，由于军营积水，就“命卒伍就高阜处官舍安泊，仍赈之”。另外，政府也对一些无主的死者安葬，对死者的家属进行抚恤。水灾后，对与大水冲毁的道路、桥梁，则要进行修治，“毋使病涉”，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保障灾后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救灾思想中，在较长时间内占主体地位的当属消极救济思想，即只主张进行灾后救济或补救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是灾前不应有作为，一旦灾害发生，则以给予救济来稳定统治者的统治。这种思想并不否认国家的减灾责任，只是认为国家的减灾责任应该是消极的，即只在灾后开始承担，灾前则不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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