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宋朝和尚也放高利贷强力吸金

宋代高利贷的活动是非常猖獗的，从乡村到城市，从偏远州县到首善之区，到处都是高利贷活动的场所，到处都有高利贷者的足迹。由于是厚利之所在，不论是官府和官员，还是寺观和僧道，无不放债取利，从事这项活动。至于以典质为专业的“库户”、“钱民”，在高利贷的经营中就更加活跃了。 
　　在宋代私人高利贷活动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已经形成了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下述材料便清晰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王明清：《投辖录》载：“大桶张氏者，以财雄长京师。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其人特设位置酒，妇人出劝，主人反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宾位。其谨如此！”
　　大桶张氏以其雄厚的货币力量，“多赂宗室为婚”，“以庇门户”，“至有三十余县主”，实为“钱民”中少见的代表人物。张氏之所以拥有如此雄厚的货币力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经营高利贷的活动中，依靠“行钱”，把手中的货币借贷出去，扩大了高利贷活动的范围，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子钱”。如果说大桶张氏是这一系统高利贷的总行，“行钱”就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支店；总行拥有越多的支店，就越能够结成层层密密的高利贷网络，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所得利息就越多。高利贷网络的形成，是宋代私人高利贷发展超过前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钱民”（高利贷者）与“行钱”所结成的货币关系的重要内容是，“行钱”为“钱民”放债，共同瓜分利息。所谓“权其子而得其半”，即利息的二分之一归“行钱”，二分之一归“钱民”。因此，“行钱”所获得的利息，决定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钱民”借出本钱的多少，二是放债利息的高低。本多利高，“行钱”瓜分的利息也就多，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钱民”与“行钱”的关系也并不仅限于共同经营高利贷，得到钱主充分信任的“行钱”，有时还代替钱主去经营大宗买卖，甚至远涉重洋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如泉州王元懋“所蓄奁具百万缗”，“主舶船贸易”，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
　　雇人开设质库、经营高利贷，在宋代相当普遍，而且得到法律的承认。《庆元条法事类》卷八中载有“甲出钱一百贯，雇请乙开张质库营运所收息钱”云云，即可说明，像这类被雇者是否也叫做“行钱”，则无法确定，被雇者同其主人如何瓜分高利贷利息，也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宋代高利贷者靠“行钱”、“雇请人”来经营，是高利贷发展的重要条件。
　　由“钱民”和“行钱”组成的高利贷网络，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试看洪迈《夷坚志》中的一段记载：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全（当作“金”）溪诸债户，达于吉（指吉州）之属邑，各有驵侩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初用渠（指陈泰）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贷，今积布数千匹。
　　陈泰的高利贷活动不仅限于抚州各县，还“达于吉之属邑”，从而结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利贷网络。为陈泰主持高利贷活动的驵侩虽非“行钱”，但与“行钱”的性质则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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