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赵匡胤不给范质看座 唐宋宰相待遇大不同

唐代朝廷比较民主，实行群相制，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民主的集体审议制度。唐代从初期就其制度大致如此：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首脑共议政事，都是宰相。《新唐书·百官志》说宰相是：“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 
　　中书舍人负责拟为皇上拟诏，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适当修改，送给皇帝画敕。画敕后，就表示皇帝的正式意见已经形成了，这时就送到门下省。门下省侍中或侍郎对诏书的内容可以驳正违失。如果认为诏敕不当，可以修改后奏还，称“涂归”。太宗称之“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 
　　因此，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臣下对皇帝有反驳权；唐时皇帝的诏令，没有分管大臣的副署就没有法律效用。正是在这些制度的熏陶下，在盛唐的官场，如果一个官员从不敢顶撞上司，就会被人认为没出息，仕途也就不好。魏征能屡屡把唐太宗顶撞得七窍生烟，并不全是个人的禀性刚直，也是整个时代官场风气的产物。 
　　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
　　《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
　　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宋朝常被称为弱宋，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君主专制与其国家一样积弱，反而强于唐朝。其原因在于，宋太祖赵匡胤兵变起家，对安内自保更有深刻认识。首先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把军队收归已有，再有就是确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所以，有天水一朝的皇帝们一心只想关起门来做个地主，而不是走出去做个霸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个人专制既有实现的条件也有需求，因此，宋朝专制的特点是外弱内强。 
　　因此，宋朝的宰相的权力比起唐朝来，要小得多，境遇大不相同。唐朝中书草诏，皇帝画敕；宋朝是宰相拟一个意见，称为“剳子”，经皇上定夺后，再拟诏，其差别很大。不仅权力如此，甚至宰相所受的尊崇待遇也慢慢消失。唐时的宰相，上朝时可以坐下喝茶，即《千字文》中所谓的“坐朝论道，垂拱平章”。但是自宋朝起，宰相就得和其他官员一样常朝立班。一坐一站，待遇截然不同。
　　王定国《闻见旧录》记了一个说法，宋太祖一次趁宰相范质站立奏事时，密令撤座。等范质奏毕，才发现没有了位子，也不好意思讨回，于是成为定例。此说法可信与否尚难推测，然而一来赵匡胤的点子很多是事实，二是宰相立班确实也是从范质开始的。按《宋史·范质传》的说法，是范质自己提出的：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尊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则具子进呈，具言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多，坐论之礼废。 
　　皇帝给不给宰相凳子坐，并不是因为皇帝的文化水平高低，也不看皇帝讲不讲礼节，只是因为君主专制宋逾于汉唐，而相权宋逊于汉唐而已。 
　　宋朝还设置有副相，而且职官常不专事，官多无用。《宋史·职官志》描述宋朝是“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的一个没人管事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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