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还原真实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它随着年轮循环了70次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用文字来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日子。
 
有人说，如果没发生那个故事，如今的中国将是怎样？如果没有那群东北人和西北人，历史将会怎样？如果没有那次国共合作，原本内战不休的中华民族又将如何……
 
然而，70年后，没有如果，历史已经铸成。
 
毛泽东曾说，西安事变是扭转战局的关键，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20周年时也评价：“张学良是千古功臣！”
 
如今，距离那段历史已经70周年，记者为此专访了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曲香昆，来重现当年历史。
 
从“劝谏”到“兵谏”
 
“如果我张学良不是抗日的，你们就一枪打死我，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给你们答复。”
 
曲香昆告诉记者，张学良利用每个机会，试图说服蒋介石。在蒋50岁寿辰的时候，张联合了阎锡山从侧面渗透抗日想法，蒋再次明确表示，“近期我的心腹大患是中共……”再次强调他的主张。此后，依据史料记载，张学良于1936年11月再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又去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再次遭遇斥责。
 
对于张学良的“剿共”不力，蒋想派中央军取代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12月4日，蒋介石带领20多位军政大员及200余架飞机赶赴西安。同时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情势危急，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向蒋诤谏，又遭训斥。
 
12月8日，西安数千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前往临潼向蒋请愿，蒋下令“格杀勿论”。为了保护青年学生，张学良亲自追到东郊十里铺劝阻：“如果我张学良不是抗日的，你们就一枪打死我，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给你们答复。”此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已经秘密商议：“劝谏”不通，只能“兵谏”。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命令”。11日晚，张再次到华清池向蒋苦谏。张对蒋说，你这么一意孤行，跟袁世凯有什么区别，蒋则表示“抗日的事情，等我死了再说”。
 
蒋决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是日晚张、杨决定“兵谏”。张、杨二人进行责任分工，由张负责捉蒋和保证蒋介石安全，杨负责控制蒋带来的20多位军政大员和200余架飞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提前五天做好准备
 
西安事变整整70年过去了，如今，那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寥若晨星，记者终于在陕西省西安市寻访到一名杨虎城旧部老兵——87岁的李子含老人。
 
老人思路清晰，身体健朗。
 
听他讲述，犹如身临其境。
 
1936年年末的陕西，风云激荡。
 
红军长征虽然胜利结束，但仍处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准备入陕，张学良、杨虎城的利益受到威胁；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
 
17岁的李子含是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二旅的一名士兵。他回忆，1936年12月9日晚上，旅长孔丛洲在操场上秘密集合全旅人员，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并要求当晚的事不许外传。
 
后来，李子含才知道，早在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就做好了“扣蒋”准备。
 
 12月11日夜，李子含接连遇到了几桩怪事。“就寝时间已过，为什么连队不吹熄灯号？同室的通信员也不见回宿舍，我穿上大衣出去一看，五六个人都仰望天空，残月挂在天上，在它周围时隐时现两个银白色光圈……”
 
大家议论不休，有的说主雨，有的说主风，有的说是不祥之兆。接着他们开始猜测，几天来又是擦洗枪炮弹药，又是检修鞍具，今晚营长办公室灯光闪闪，人来人往，是不是要出什么事？
 
李子含正在思索，忽然听到各连响起了急促的哨声。他回忆说：“我心里震了一下，冷气透过衣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连长宣读命令：“命令。本营奉命解决省政府，第一连的任务，从省政府右翼进攻……务必在拂晓前完成任务，尔后收容看管省政府官员，不允许任何人同外部联系，没有命令不得擅自放走一人……”
 
接着连长才讲任务的目的和意义。他说，我们是执行绥署杨主任（杨虎城）的命令，这完全是蒋委员长逼我们这样做的等等。连长让各班讨论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喊着：“太好了，真痛快，当兵就该打仗，蒋介石不仁不义，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李子含说：“我立即要求参加，连长把我加进第一排第一班，步枪已经分完了，排长给了我两颗手榴弹。”
 
12月12日3时，值日的军官发出口令：“集合——不带背包！”李子含和其他士兵从宿舍跑步出来，列队完毕后向目的地开进。
 
与此同时，临潼方向的行动也开始了。李子含无法了解“临潼捉蒋”的一幕，对于他而言，西安城内的战斗同样惊心动魄。他回忆说：“整个计划秘密得很，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孔丛洲旅长从钟楼打了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班的班长一下扑上去把卫兵的枪夺过来，另一个卫兵往大门里跑了，边跑边喊。”
 
“这一喊，整个炮楼里的人都醒了。我们把出入口堵死，然后喊话，那些官员吓得连衣服也顾不得穿，到处乱窜，有几个想从后墙爬上去逃走……”
 
上午9时许，蒋介石被押至西安。中午过后，消息传到李子含所在部队。“顿时营院内又沸腾起来，大家欢呼胜利，还有的人说，一定要杀了蒋介石才能大快人心。”
 
当得知要放蒋介石时，张学良、杨虎城部曾一度议论激烈。李子含说，经过反复学习，大家的情绪才缓和下来。十多天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5月5日，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李子含从此成了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一员，并随队开赴抗日前线……
 
张学良秘书日记公开
 
70年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汤宝田日记，在上海由东方网首度独家公开。24本由宣纸等装订的日记有近60万字，一天不漏地整整记录了35年。汤宝田的后人吃惊地发现，他们文质彬彬的父亲，不仅亲历了西安事变，而且当时的身份就是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汤宝田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洋洋洒洒2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两周之后，1936年12月25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4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第二天，杨虎城连夜召集部下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一时间，杀蒋之声弥漫会场，也有部分将领主张谨慎行事。与此同时，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亲率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
 
随后的几天，张学良、杨虎城也多次会面商讨该如何处理蒋介石。两人还曾发生激烈争吵，近乎决裂。那么此时，处于事变中心的杨虎城究竟主张杀蒋还是放蒋？
 
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陕西社科院学者雷云峰说，受宋美龄重托，端纳此次前来带着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希望张能就如何顾全与蒋个人的公私两方面关系、如何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另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被扣几天后，蒋介石已经慢慢了解了张、杨的真意，估计他的生命不致有危险，看了宋美龄的来信，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可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
 
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危难关头的复杂局势已远远超出杨虎城的预料，但他始终坚持“西安事变”的初衷：结束内战，逼蒋抗日。
 
现在的新城大楼已成为陕西省省政府的一部分。西安事变当晚，这里是军事行动总指挥部所在。八角挑檐、黄壁赤柱，虽没了历史的余音，却成了风云的化身。蒋介石被扣后，即被送往这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吧。”蒋介石被扣押当天，张学良就力邀杨虎城去见蒋。听罢，杨虎城退后一步，摆摆手，“我不去，我见了他没话说。”
 
“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张学良劝道。
 
“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如此，杨虎城拒绝马上晋谒蒋介石。无奈之下，张学良独自前往新城大楼。结果，正如杨虎城所料，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谈话不欢而散。
 
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部分将领商议如何处理蒋介石。会议刚开始，杀蒋的声音弥漫会场，有人认为蒋介石顽固不化，无法实现抗日主张，杀掉蒋介石既可争取各方实力派的支持，也能稳定十七路军，以图抗日大计；有人认为在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释放蒋介石。
 
争论一番，将领们都把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杨虎城。片刻思考后，杨虎城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第二天夜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杨虎城与蒋见面。当蒋介石问杨虎城为什么要“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杨虎城义正词严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主张。
 
释蒋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到第二天下午结束。经过两天努力，南京政府终于同意肃清亲日派，释放在押爱国人士，发动抗战，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等。对此，蒋介石仅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分步实施。
 
谈判的最后一天下午，张学良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成员会议上透露，很快就要放蒋走，他自己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杨虎城虽然对放蒋问题没有意见，但对如何释放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蒋介石必须签字。而且，放蒋前，要对部队将领和群众解释清楚。至于张学良亲往南京，杨虎城坚决反对。
 
70年后，《宋子文日记》公开披露，当晚，张、杨又进行了交谈，杨虎城依然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为此两人激烈争吵。此事，杨虎城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学良却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连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几乎决裂。
 
历史就是一部“谜语集”，有些疑问追根溯源也难寻答案，就像蒋介石的突然获释。12月25日下午3时许，杨虎城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要他去张公馆。以为张学良改变主意的杨虎城满怀希望，立即出发。可等他赶到时，蒋介石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
 
“现在就放他走。”张学良压低声音告诉杨虎城。闻听此言，杨虎城心里一惊：要么把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扣留；要么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又不好在蒋介石面前与张争执，杨虎城只好陪同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
 
临上飞机，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接着，蒋再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张学良听罢，回答蒋：“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即将登机时，张学良将一纸手令交给了杨虎城。
 
下午4时，伴着轰鸣的马达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结束了蒋介石14天的囚禁生涯。后来，蒋介石曾对部下说，西安事变损害了他作为“最高领袖”的尊严。
 
1949年，被囚禁了12年的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军统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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