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间关系如何,这不但是一个伦理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儒家对君臣的关系是这样界定的:君予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是所谓皇恩似海,臣节如山,皇上要对臣下施行礼数,臣子要对皇上贡献忠心,双方都是有责任与义务的。唐太宗一代明君,明就明在他有正确的“君臣观”,他认为秦二世而斩,原因就在于秦始皇“事皆自决,不任群臣。”霸王皇帝武则天杀起人来不眨眼,心思是很毒的,但对臣僚还算看得起,她著了一本“理论著作”《臣轨》,不但把臣僚当人看,而且把臣僚当人才看:“君臣之道,上下相安,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把臣僚与君主相提并论,这还是略略有点平等意识的。千年以降,朝臣在朝庙面对万岁爷,一声声都是“臣以为如何如何”,但到了大清皇朝,臣却不敢自称臣啦,一口口都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辫子”电视剧里充斥的不全是这种声音吗?
乾隆三十五年,大清出现了“蝗虫大灾”,汉族官僚周元理与满族官僚西宁、达翎阿等一同上奏折,周某自称臣,而满族官员都称奴才,一个“臣字”在黑压压一片“奴才”之中,煞是刺眼,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鹤群?乾隆看后很不舒服:“臣仆本是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意虽殊,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若谓周元理不随西宁同称,谅彼不敢萌此念。但此等拘泥若此,又何谓大达事理?可笑之至!”奴才一词,在大清皇帝看来,实在是一个好称呼,八旗官员碰到皇帝,一口一声奴才,他们的感觉好得很的,这意味着关系亲近啊,其他人想做奴才而做不成呢。不是他们当奴才当惯了,而是他们的主子喊奴才喊惯了,大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前,没有受多少儒家文化熏陶,他们最好的上下关系是主奴关系,把你称做奴才,是看得起你,所以他对周元理自称为臣,虽没以心蓄异志论罪,但觉得他是“可笑之至”。在乾隆看来,臣奴一体,毫无二致,臣即是奴,奴即是臣,无尊无卑,乾隆的逻辑是,在皇上面前,任谁还不是奴才一个?你跟我来争什么名分?
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中成长起来的文臣武将,对这个是看得相当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活可受罪,死却要面子的。乱兵入得紫禁城,就要当“亡国奴”了,明朝官员范景文一声喊:“同志们,我们不当亡国奴。”这声喊很是煽动人心的,据历史记载,高呼着“明朝万岁”的口号跳入护城河的包括宫女有四百五人。这个奴字真可折杀人。即或是以失名节而钉在耻辱碑上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也有着自己的最低底线,可做臣,不做奴。这个钱某啊,食明禄得明恩,明亡了,按说是应该为明而殉死节的,妓女出身的小妾柳如是看到清兵临前,拉着钱某跳江,钱某先是答应的,但跳江之前,他蹲下身子去试水温,说“水好凉啊”,不跳了。其实在钱某那里,不管在明朝还是去清朝,做臣子也是可以的,带着这个“理念”,钱某就归降清朝了,但是他到朝廷,大失所望,大官小吏一口一声奴才,钱某受不了,又加上他本来指望当“宰相”的,但新王朝并不买账,仍只是给了他一个侍郎:“凤凰地上无人问,仍旧当年老侍郎。”于是罢归了。
臣子是臣子,奴才是奴才,在皇帝看来,臣子与奴才没有差别,但在臣子看来,还是各有归旨的,臣子是“公务员”,为的是公务,奴才是“丫鬟”是“私仆”,只是“私务”,换句话说,臣子对公众负责,奴才只对个人负责。皇帝拥有江山全产权,理论上怎么处置都由他,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这里有好皇帝与坏皇帝之分,好皇帝把江山当成自己的,也当成是大家的,他是大股东而已,最后虽然归自己拍板,但之前却还要听听“小股东”的意见,比如唐太宗吧,他想玩个鸟,魏征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坏皇帝却把江山百分百地划归自己,为他干活的全是仆人,全是奴才,莫说玩鸟,就是破坏祖宗“宪法”去花街柳巷玩妓女,奴才早到前面掀帘子去了。因为臣子是“公务员”,所以脖子常常梗直,我是为公事不是为私事,你不对公事打路我就敢顶,皇上要花大力气来扳,还不一定扳得弯,多有让皇帝发火的。相对而言,大多数皇帝喜欢奴才,奴才也号称才,但其要义不在才,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奴不是才,奴性十足,说什么是什么,指什么打什么,使用起来十分顺手,谁不喜欢?中国历史上常有宦官乱政,实际上就是因为皇上喜欢奴才而不喜欢臣子的缘故。“喜欢”两字在官场最是要紧,这意味“升迁”这第一要务不用烦恼了,有一把手宠爱,什么事情摆不平?所以,许多人不愿意外放当臣子,而特别削尖脑袋要到皇帝身边当“使唤丫头”;乾隆皇帝说臣并不比奴高,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当奴才,是相信你呢,是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呢,乾隆对周元理称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奴才还高比臣子,这让汉族官僚痛苦不堪,南明文人对此多有“不共戴天”者,据说,有一文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头戴斗笠,脚穿木屐,问之,则曰“不与敌清共戴一天,共履一地也。”满汉文化在清初激烈冲突,强势权力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强势权力赢得胜利,所以满清时期的汉族士子是十分痛苦的。思想家龚自珍对此曾痛陈不已,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是对士子的一种“精神凌迟”。“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所谓“渐”者,钝刀子割肉也,其苦何如?
但是痛苦过后,就不会有痛苦了。最后,不称奴才都不行了,几乎所有文件公文都署着“奴才”两字,后来的皇上大概在此时受了一些儒家文化影响,对此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样有乖政体,私下场合称呼干爹干儿,那是亲密,公开场合尤其是正式公文上“爷爷孙子”的,实在是不太像样,所以继任的皇帝令今后除请安谢恩折外,“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可是焦桂站惯了,叫他不站怎么行呢?奴才意识已入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做奴才的怎么也不见绝种,生生不息,奴才辈出。
作者:刘诚龙
关键字: 内容标签:乾隆,臣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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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大清出现了“蝗虫大灾”,汉族官僚周元理与满族官僚西宁、达翎阿等一同上奏折,周某自称臣,而满族官员都称奴才,一个“臣字”在黑压压一片“奴才”之中,煞是刺眼,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鹤群?乾隆看后很不舒服:“臣仆本是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意虽殊,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若谓周元理不随西宁同称,谅彼不敢萌此念。但此等拘泥若此,又何谓大达事理?可笑之至!”奴才一词,在大清皇帝看来,实在是一个好称呼,八旗官员碰到皇帝,一口一声奴才,他们的感觉好得很的,这意味着关系亲近啊,其他人想做奴才而做不成呢。不是他们当奴才当惯了,而是他们的主子喊奴才喊惯了,大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前,没有受多少儒家文化熏陶,他们最好的上下关系是主奴关系,把你称做奴才,是看得起你,所以他对周元理自称为臣,虽没以心蓄异志论罪,但觉得他是“可笑之至”。在乾隆看来,臣奴一体,毫无二致,臣即是奴,奴即是臣,无尊无卑,乾隆的逻辑是,在皇上面前,任谁还不是奴才一个?你跟我来争什么名分?
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中成长起来的文臣武将,对这个是看得相当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活可受罪,死却要面子的。乱兵入得紫禁城,就要当“亡国奴”了,明朝官员范景文一声喊:“同志们,我们不当亡国奴。”这声喊很是煽动人心的,据历史记载,高呼着“明朝万岁”的口号跳入护城河的包括宫女有四百五人。这个奴字真可折杀人。即或是以失名节而钉在耻辱碑上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也有着自己的最低底线,可做臣,不做奴。这个钱某啊,食明禄得明恩,明亡了,按说是应该为明而殉死节的,妓女出身的小妾柳如是看到清兵临前,拉着钱某跳江,钱某先是答应的,但跳江之前,他蹲下身子去试水温,说“水好凉啊”,不跳了。其实在钱某那里,不管在明朝还是去清朝,做臣子也是可以的,带着这个“理念”,钱某就归降清朝了,但是他到朝廷,大失所望,大官小吏一口一声奴才,钱某受不了,又加上他本来指望当“宰相”的,但新王朝并不买账,仍只是给了他一个侍郎:“凤凰地上无人问,仍旧当年老侍郎。”于是罢归了。
臣子是臣子,奴才是奴才,在皇帝看来,臣子与奴才没有差别,但在臣子看来,还是各有归旨的,臣子是“公务员”,为的是公务,奴才是“丫鬟”是“私仆”,只是“私务”,换句话说,臣子对公众负责,奴才只对个人负责。皇帝拥有江山全产权,理论上怎么处置都由他,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这里有好皇帝与坏皇帝之分,好皇帝把江山当成自己的,也当成是大家的,他是大股东而已,最后虽然归自己拍板,但之前却还要听听“小股东”的意见,比如唐太宗吧,他想玩个鸟,魏征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坏皇帝却把江山百分百地划归自己,为他干活的全是仆人,全是奴才,莫说玩鸟,就是破坏祖宗“宪法”去花街柳巷玩妓女,奴才早到前面掀帘子去了。因为臣子是“公务员”,所以脖子常常梗直,我是为公事不是为私事,你不对公事打路我就敢顶,皇上要花大力气来扳,还不一定扳得弯,多有让皇帝发火的。相对而言,大多数皇帝喜欢奴才,奴才也号称才,但其要义不在才,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奴不是才,奴性十足,说什么是什么,指什么打什么,使用起来十分顺手,谁不喜欢?中国历史上常有宦官乱政,实际上就是因为皇上喜欢奴才而不喜欢臣子的缘故。“喜欢”两字在官场最是要紧,这意味“升迁”这第一要务不用烦恼了,有一把手宠爱,什么事情摆不平?所以,许多人不愿意外放当臣子,而特别削尖脑袋要到皇帝身边当“使唤丫头”;乾隆皇帝说臣并不比奴高,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当奴才,是相信你呢,是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呢,乾隆对周元理称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奴才还高比臣子,这让汉族官僚痛苦不堪,南明文人对此多有“不共戴天”者,据说,有一文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头戴斗笠,脚穿木屐,问之,则曰“不与敌清共戴一天,共履一地也。”满汉文化在清初激烈冲突,强势权力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强势权力赢得胜利,所以满清时期的汉族士子是十分痛苦的。思想家龚自珍对此曾痛陈不已,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是对士子的一种“精神凌迟”。“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所谓“渐”者,钝刀子割肉也,其苦何如?
但是痛苦过后,就不会有痛苦了。最后,不称奴才都不行了,几乎所有文件公文都署着“奴才”两字,后来的皇上大概在此时受了一些儒家文化影响,对此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样有乖政体,私下场合称呼干爹干儿,那是亲密,公开场合尤其是正式公文上“爷爷孙子”的,实在是不太像样,所以继任的皇帝令今后除请安谢恩折外,“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可是焦桂站惯了,叫他不站怎么行呢?奴才意识已入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做奴才的怎么也不见绝种,生生不息,奴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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